古今中外，宗教情怀是文化中倡导和平的原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教会和政府之间有过一次战争与和平的较量。很不幸地，教会输给了政府（注1）。更可悲的是，政府把宗教变成了此后频频发动战争的借口:杜鲁门总统自己的顾问们甚至惊呼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的国会宣言是“一场宗教战争的宣言” （注2）。从此之后，美国的宗教再也不能主动有效地阻止战争（注3-6）。而那时美国的军事、经济甚至道德都处于极强优势 [①]，所有这些资源，加上二战后秘密与日本瓜分的大量黑金（注5），都被交到政府在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机关手中，游离于民主制度管制之外，对国会都可保密（注7-9）。此后美国创造的世界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战争的文化。消灭无神的共产党人成了发动战争的公开借口——似乎共产党是一个宗教。实际上，它是一个对世界穷苦人民的战争。因为穷人自然而然地在困境中会选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去的60年中，超过100次的军事行动都是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注10）这些战争孕育了一种道德败坏的公司商业文化。跨国公司横扫世界，在全球各处寻求只有战争才能提供的暴利（注11）。 小布什总统有一个经典的口头禅： “我们必须去他们那儿杀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能过来杀我们”，这只是孙子把爷爷爸爸日日夜夜带着犯罪感而不肯说的话说了出来而已。 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年，地球一片焦土，人类渴望和平而不幸失之交臂（注12）。西方人在21世纪终于悟到了:人类延续，必先改良深层世界文化。美国近代最有名的两位为和平牺牲性命的领袖所作的预言，今日已成事实：“人类若不消灭战争，战争就会消灭人类。”（约翰•肯尼迪总统）；“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地共同生存，否则就会像笨蛋一样地共同灭绝。”（小马丁•路德•金神父） 笔者有幸，早年科技有小成之后，得以进入美国较上层政府和公司操作的核心层，有感而于三十年前就致力于从东、西文化中探索世界和平的可行之方。深感今天的世界，如果有全球和平，以人类惊人的智慧和科技，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如没有世界和平，人类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则没有一个是能被解决的。三十年来，笔者以科学为基础在国外自学，故而有幸不被西方普遍的沙文文化误导，由历史入手，政治、哲学、法律、经济、宗教、心理、社会、环保、人类、考古、文学、戏剧，广泛涉猎，希为我用。但在美国的和平工作者，近几十年都是很悲观的。近年在国内的演讲，反映了我无可奈何的心态。迟至去年才终于悟到许多人类生命线延伸的线索（注12）是由新中国出色的考古学提供的，是我国外自学没能学到的。去年在西安-香港国际道德经讨论会应邀发表了一篇文章后，多种信息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自觉能从中看到足够的希望，把它作为达到世界和平的最佳途径，在此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情提出来，希望先进同仁，广大民众，因为这个目标本身的重要性而对它进行思考和辩论: (1)以世界主流媒体所宣扬的“一个世界”模式去达到世界和平，在世界战争文化的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在东西文化各为桥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以用心灵语言对话的和平之桥，才是一个可行的模式。 （2）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平的达成不能靠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更不能靠赶尽杀绝的战争，而是要靠发人深省的感性语言的沟通。宗教战争更必须以宗教的情怀来化解。目前全球有超过25 亿的基督教信徒，13亿的穆斯林教信徒，10亿的佛教徒，他们大都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另有大约超过10亿的本土宗教信徒，10亿“观望信徒”及两三亿无神论信徒。 本土宗教是最为世人公认的、最有和平性的宗教，也是所有人类的起源宗教，但非常缺乏力量和组织。如果中国和台湾是一样的话，本土宗教经过中国文艺复兴之后，就也应是它的隐性主流宗教（见下）。世界本土宗教就立即有超过20亿的人并有足够的组织和财力来以第三力方式（The Third Way）打破组织宗教今日被美国过去60年造成的走火入魔了的死境，来让世界和平找回1945年失去的机会。本文提议的复兴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宗教以成为世界和平的对话领导，是有极大可行性的。盖一国之魂，必生存在孕于斯，长与斯的本土宗教之中。因为数十万年的史前文化，滋养定型了不同的民族情怀而形成它。是有民族特性的。远在两千五百年前，西方柏拉图之理想王国，自言为虚阁，构建于未来，而中国之大同理想王国，则已是怀古之情洋溢的了。　中西文化有一大段的时差。中国盛世，直推尧舜。中华本土宗教的第一个领袖那时是墨子（公元前468- 384年），综合了道、墨、孔三教一体，自此成为华夏的民族精神。墨子是中国第一个大神学家，当时与老子、孔子同时代而后来居上比孔、老更有名，且被广大的人民所爱戴。墨子创立的本土宗教充分体现了中原民族“和”的特性，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严谨逻辑的人本神学家，把天地人都顾到了。西方学者鲜有知墨子者，但若知之，则无不称其为中国之宗教领袖，公元前400年墨教 (MOISM)之创始人，且为他的教义与耶稣基督之神似，称奇不已（注13）。他又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科学先驱。无怪16 世纪的西方科学/神学家如大哲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一见钟情，深受中国文化的鼓舞和影响而创造了西方有名的理性时代的启蒙运动。 （3）美国文化的复兴，本应是比较容易的。 1990年通过的解密法令和2003年以来小布什的海湾战争错误都为很多人看清真相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偏偏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濒临绝望。以中国文化复兴去带动他们，反而是一个更可行的方法。 （4）笔者一旦用西方的思维来看中国文化，竟然发现三十年以求世界和平可行之路的答案似乎非常明显——就在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美两种文化都必须克服他们的历史文化盲点，建造共同的感情语言来拯救人类地球。今天的美国人民，因受政府蒙蔽，缺乏对近代历史真相的了解；中国人则因时远难多，忘记了自己本来具足的优良本土宗教传统。两者中必需有一个先变。东方文化，因为不是今日世界战争文化的始作俑者，所以更容易跨出第一步。 中国的本土宗教（道、儒、墨合一），被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以天子自命自代而夺去了灵魂，焚书灭教。两千年来，中国精神文化之活力，就再没有能超越春秋诸子百家之时了。但是墨子精神，即使在两千年后也还无形地存活在广大人民的心底。闪耀在中国的医术、武术、通俗小说、民间戏剧之中。更重要的是，他存活在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之梦中。 墨子主张的“选贤与能”、“以德治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草根性社会民主理论。向来为中国智慧的从政者认可。但一个本土宗教被否定了的文化，即使存活，也绝不能昌盛长存。唐代中期以后的历史，是一个证明。明朝之后中国文化的急剧沉沦是更好的证明（注14）。 皇帝们肯定会觉得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的职务，有时对他们追求个人享乐大有不便，所以对一个进口的印度王子——释迦摩尼——大为欢迎，把他当作最理想的替身。从此三教合一的儒、释、道，便被大家误认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了。这样一来，中国文化成了一个不趋进步而超稳定的文化。直到1776年美国开国元勋写下了最好的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时，中国还是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最高的国家。 16世纪末叶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促成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美国宪章民主的神领基督教基础也是源由于此的（注15）。可叹那第一次东西文化交流只给了西方极大的进步，却不幸间接地给全球带来了三百年的殖民主义大难。中国帝王固步自封，不求进步，是我们自己文化缺点的证明。  在此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宗教的误解略作介绍：几百年前，有组织的宗教被传入中国。当时人认为最恰当的描述翻译词是“宗教”这样一个复合名词。宗是宗族，教是“教育”或“教义”。从字面上解释，宗教也就是“宗族的教育”，或者“祖宗的教育”。由于所有的宗教，包括西方宗教，都源自特定地域的“宗族教育”，都始于部落教化，所以，可以说中文的“宗教”一词，可能比英语中的“religion”一字更有表达力和共通性。 直到今天，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95%的人仍然是有宗教信仰的，８０％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仍然不是西方定义下的无神论者。“头上三尺有神明”仍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信仰。老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它比其他任何约束力都更有效。 汉人近代知识分子自称为无神论者，起源是历史性的：中国文化两千年来政教合一，利用考试和文官制度的奖励，把宗教融入一个御用儒学的大家族制度，以帝王为神，以祠堂为教堂。中国文化就不需要独立的神学家了。帝王终被废止时，西毒已盛，未经辩论或太多思考，知识分子基于爱国情怀，就自认为无神论者了。如上已述，这恰是西方种族主义者最乐于看到的，所以便容易蔚然成风了。不幸地，大部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接触在于知识分子的阶层。这使得西方贩卖“中国人是无神论的”这样一个虚假的故事变得非常容易。　　　悲剧性的结果是，过去60年来，千千万万敬畏神明的中国人（乃至朝鲜人和越南人及其他）因此而丧失生命。直接或间接地都是由于太多的西方人误信他们是无神的。而他们所犯的“罪”，不过是贫穷和不会说英语。我用“不幸地”这个词是因为我深信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中国人，他们自称为无神论者时，是诚心地以为自己是在帮助那些比他们贫穷的同胞。他们的心态根源是与最近美国的右翼福音基督教运动的成员很相似的，都诚恳地希望用回归传统价值来对抗痛心的文化失落感。偏偏，他们对世界和平是有阻碍性的（注16）。 宗教体验总是个人的。所以，笔者在此提供一些自己的体验。我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汉人中属于异类，因为我在美国成了中国传统宗教的一员，但仍然不放弃研讨中国真正本土宗教的心愿。蒋介石自称是民主基督徒，1949年却在台湾把中国传统宗教定为非法。因此我在台湾的成长过程中甚至于不知道中国固有宗教之存在。美国宗教自由，反倒使我能满足确认中国固有宗教情怀的心愿。美国冷战政策是为了消灭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以保护宗教自由。可是美国支持反宗教自由的蒋介石政权，证明他们根本是言不由衷。 当80年代中期中国传统宗教在台湾获得了合法地位时，统计结果显示信徒最多的宗教不是佛教，而居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一贯道！这表明了固有宗教强大的生命力(即使不是原型的道、儒、墨合一的宗教)。固有宗教几乎永远是被证明为最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台湾就是一个好例子：传统宗教的成员们，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海外，都是最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每一个我认识的传统宗教信仰者，都勤劳、道德、乐善好施、极度忠诚。 著名宗教学教授陈兵曾对我说:“中国民风古朴，地方神特多(注：和印地安人较像)。但地方神出了自己的小范围就不灵了”。固有宗教因此实不足为当政者所虑。道、儒、墨合一的中国本土宗教，是不会颠覆国本的，反而会凝聚乡土感情，对道德教化、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又有中原文化特有的包融和谐性，适宜于促进世界各大宗教的和平共存。 反之，如果中国不巩固自己的传统宗教，再过一代之后，神州大地可能会变成一个极难统治的地方。即使没有其它的原因，仅仅因为现在大量的农民迁出宗族教育的生长环境，就会引起重大的动荡。这个危机对一个还没有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痊愈的社会将是雪上加霜。很可能不管多少法律都不能弥补失去这样一个传统道德规范的损失。及时巩固智慧的本土宗教，实为明智之举。 可是，只要中国固有的、有足够文化权威的神学家还未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重现，政府就可能会对土宗教的复兴有所顾忌。因为，无理性的信仰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损害可能会大于帮助。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神学家墨子，就是我们要找回的有足够文化权威的那个神学家。 墨子的另一时代意义是：西方的摩西被公认为个体人权法律保障的精神源头，而墨子认为不但弱小个体的保护，甚至弱小族群和弱小国家的保护，亦是神契。所以他应被定位为中国的摩西，更能为法制去消除世界战争和种族灭绝提供神学的基础。而这两者正是因为西方的法律精神有所不足而成了目前全球最紧迫的危机的。美国今日社会法律泛滥成灾，个人利益的滥护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的维持。墨子的宗教精神和神学理论，是今天国际公法上迫切需要的一个超越的和普世的道德观念。中国特色的法制，自古源于墨子三教，正可为西方濒临绝境的法制提供一种有效制衡。这种制衡是以共同语言为基础的。 主流汉族文化一旦受到墨子的宗教情怀的熏陶，必可有助于重新找回老祖宗先年与少数民族和谐对话的更有效的语言。同时，也成为更强有力的世界和平的对话者。 16世纪末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提议，把中国外来的佛陀用耶稣基督取代，以使基督教进入一个盛世，造福全球。今天应该对那个提议重新定位--中国不需要进口耶稣基督，只需要重识墨子。幸而21 世纪的今天，中西文化终于又有一次可能交流的新平台。中西文化第二次的交流可望造就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文化。不相欺压而互利，以造福全球。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1年呼吁和中国再次展开精神对话以拯救战火劫难的世人。他的那篇演讲，就是在利玛窦到达北京4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的。 自从1960年后，西方很多年轻一代其实已经尝试着去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精神领域之中了。道与上帝已非早年那样的泾渭分明，关怀全球环保和平成为世界公民的新圣经。他们在美国的人数被认为已超过1/3，在欧洲则可能会更多一些。与他们相对应的中国年轻人，近年也渴望有一个自己本土文化的精神领导，甚至提出了恢复狼图腾文化之说。墨子之宗教精神实已在全球呼之欲出。 墨子的神学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是最具理性、最有宇宙性的人类古老精神智慧。新墨子精神领导的主旨应该是：“我们不创立新宗教，我们只培养更好、更有精神智慧的人，去做任何一个传统宗教的更好的成员。” 墨子今天的另一个关键贡献，是让人们更能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而又决不侵犯别人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坚持历史的真实性，永远向强权无畏地陈述事实真相。墨子本人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成就都是有极为光辉的历史记载的。 只有建立东西方和平之桥，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