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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研究

学术观点
孙中原:《墨经》与中国科学——E 考据与元研究
发布时间:2026-06-25  阅读:29次

作 者 | 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 载 | 《墨子学刊》2024年12月第2辑,第18-29页。
摘 要:《墨经》是战国后期墨家著作,构建中国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科学的重镇、典范与范式,蔚为微型百科全书。其科学范畴与原理,全面系统,缜密精湛,体现深刻的科学人文精神与逻辑理性。汉代至清两千多年封建政权独尊儒术,墨学备受打压,沦为冷门绝学。新时代《墨经》科学的创新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旷世伟业,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墨经》  中国科学  范畴  原理  E考据  元研究
引言:研究宗旨
本文为笔者承担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墨学百科全书》的成果,是笔者数十年专攻《墨经》科学的理论总结。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墨子创立墨家学派,经二百多年学术积淀,到前三世纪战国末,墨家各分支学派学术共同体,总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与科学思维的成果,著作广义《墨经》六篇,构建各学科门类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古代科学整体推向新高度。《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完整,意涵深湛,是中国科学的重镇、典型与范式。《墨经》是微型百科全书,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联系接轨,融通互鉴。秦汉至清,两千多年宗法制的封建社会,执政官方独尊儒学,使儒学成为国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主流基干,封建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动员全部国家机器与舆论工具,污蔑墨子是“禽兽”“名教之罪人”,竭力打压,必欲置墨家于死地而后快,迫使墨学传承中绝,《墨经》沦为冷门绝学。在当前中华腾飞,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互为镜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墨经》绝学抢救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研究,有重要理论、历史、现实与前瞻性意义。笔者用E考据(电子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总体超越研究)方法,阐发《墨经》深湛义理,梳理研究历史,总结研究方法,弘扬《墨经》科学人文精神与逻辑理性,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旷世伟业,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著作流传与断代
《墨经》元典流传,现存最早见于明正统十年(1445),张宇初等奉命校刊《道藏》。明《道藏》据宋刊本,收《墨子》五十三篇,较《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遗失十八篇。《道藏》收《墨子》卷十至十一,篇次第四十至四十五,顺序为《经》《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称广义《墨经》。《道藏》所收《墨子》,乃是至今《墨子》流传中可见的最早最完整可靠与权威的文本,从中可窥见墨学的整体面貌与《墨经》深广精湛的科学之义蕴。
基于对战国时期诸子辩论的整体考察,并依据庄子、韩非及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同时参考孙诒让与沈有鼎的学术见解,本文对《墨经》的语义、语法、语用及语境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墨经》应确定为战国末期墨家学术共同体所编纂。其成书年代与荀子、公孙龙的活动时期基本对应。《墨经》反映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交锋,其辩论的论题论证、文坛轶事,蛛丝马迹,历历在目,尤见其学术交锋之实况。
《墨经》其书体系严整,内容宏富,堪称微型百科全书,是天下第一奇书,且持彻底无神论立场,足为中华民族传统科学精神之典范。《庄子·天下》等典籍所记载,道出《墨经》著作断代,科学精义产生的机理。
沈有鼎先生尝言,治墨学须本科学之想象,参验《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所载,以明《墨经》三派学术之源流,为战国墨家学派谱系之系统解读开辟新径。系统考察《庄子·天下》与《韩非子·显学》所载,知墨家后学实分为三支:相里氏一系之五侯之徒,南方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以及相夫氏之墨。此三分格局,恰与《墨经》六篇内在差异相印证。
墨子后学彼等皆自称为“墨者”,共奉墨翟,并就“兼爱”“非命”等核心命题,从不同角度深入论证,反映战国末年墨学内部进一步分化之史实。《庄子·天下》与《韩非子·显学》两书所载虽略有出入,然皆证明墨家学派非单一整体,而系由多个独立发展之学术群体构成。其中“弟子”“徒”“墨者”“属”“墨”诸称,皆指学术团体而言。先秦诸子讲学,往往“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规模可见一斑。战国后期,墨学传承未绝,学派犹盛。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后墨各派虽立说互异,然皆以《墨经》为共遵之典要,此亦战国学术“百家争鸣”之生动体现。在学派内外辩论中,彼等针对一系列抽象深奥之科学范畴与原理进行激烈辩论,共同推进当时理论科学发展。
在方法论上,需文字考辨与义理阐发相济。对《墨经》编制演变(自古直行本至旁行本)之研究,为文本校勘奠定基础;而对“侔”“止”等辩说方式之阐释,则揭示中国古代逻辑之独特形态。此种既重实证又富想象之研究进路,突破传统注疏之局限,遂显《墨经》作为“天下第一奇书”之价值——既是中国逻辑学之源,又涵数学、光学、力学等多科知识之百科全书。由是观之,《墨经》非散乱残编,实为有机之思想系统。此系统既反映墨家各派学术竞合,亦展现先秦中华民族所达科学思维之高境。究其本质,多元构成非但不为缺陷,实乃战国学术活力之明证。
就文本归属而言,《经上》《经下》等四篇当为齐鲁墨者(相里氏系)所著。此派擅长形式推演,其特有之“说在”论证标记,可见逻辑结构之严密。而《大取》篇所用“其类在”论证方式,则显系南方墨者(邓陵子派)注重类比之思维特征。至若《小取》篇,经比对,可断为秦地墨者(相夫氏派)之作,其辩学体系颇具兼容之特点。
虽三派主张“倍谲不同”,然皆奉《墨经》为共尊之经典。此种求同存异之学术生态,正是战国百家争鸣之典型体现。通过分析《墨经》中与公孙龙学派辩“坚白盈离”、与荀子学派论“杀盗非杀人”等记载,可证其成书当在战国末期,与《公孙龙子》《荀子》诸书形成思想对话。六篇年代之关键内证。观其论辩内容之成熟,体系之严整,可断其为战国末叶(前三世纪后半)墨家之作,与《荀子》《公孙龙子》诸经典时代相若。此类记载非惟见学派往还之迹,更可于诸子著述、经史典籍中得多重印证,已成当代学界之公论。
百年考辨之功,确证《墨经》全书或部分篇章不得上溯至战国初年(前五世纪)墨子生时。思想史之演进,犹社会史之发展,自有其客观律则,非主观意志为转移。必待辩难充分展开,名理反复切磋,而后能有辩学体系之总结。《墨经》名辩学说之系统建构,实为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深化之结晶,决非辩论初兴时所能企及。
思想史之演进,盖遵循辩证发展之必然规律。其进程恒表现为自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之过渡,由简略结构趋于繁复体系,复从感性具体渐次升华为理性抽象,终达理性具体之综合。此理于语言学研究亦得佐证,如拉法格“抽象思想的起源”所言:“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
据此,战国初叶(公元前五世纪)墨子,其学说必受时代条件严格制约,对于战国中后期(前四至前三世纪)诸子辩论之具体议题与论证细节,墨子固无由预知。当公元前五世纪之历史语境中,欲对两世纪后思想发展作系统总结,实不可能凭空构建。社会历史演变之研究,可藉考古发掘之实物残片而得实证;思想史规律之验证,则端赖科学范畴与原理之渐进发展。二者实证材料形式虽异——一者依托物质遗存,一者依据概念演进——然在科学研究之价值上,实具同等重要性。此种方法论上之对称性,正昭示历史研究与思想研究在认识论层面之统一性。
比较墨子“十论”与《墨经》理论形态,对勘墨子于“类”“故”概念之具体运用与《墨经》于“类”“故”范畴之抽象定义及理论升华,清晰可见思想自具体向抽象发展之轨迹。《墨经》所建构之科学范畴体系,实为墨学臻于成熟阶段之理论结晶,足证拉氏所揭思想史规律之客观性。
狭义《墨经》四篇其体系架构呈严密有机整体,逻辑连贯若精钢锻造,不可割裂。或有学者强分四篇,谓部分墨子亲撰、部分后墨所作,此说实难成立。尤悖者,乃将战国末理论成熟度更高之《墨经》前置于公元前五世纪墨学初创期,反以理论形态较初级之“十论”归为战国末期后学所作,完全颠倒思想史发展历史之逻辑。
杨宽与杨俊光于《墨经》年代问题持异说,二人认为《墨经》成书先于《墨子》“十论”。具体而言,杨宽明确断言《墨经》出自墨子本人之手,而《尚贤》等十篇论述则系墨家后学所编撰。杨俊光复申其说,并深化此观点,指出“十论”实为对《墨经》核心义理之推衍与发挥。
为证成此说,杨宽于所著《墨经哲学》中详论《墨经》与“十论”的内在关联。其认为,《墨经》所载乃墨家根本宗旨,其论述完全基于理性依据立说,摒弃了浅陋迷信成分;然因其学理过于深奥,难以被世俗理解,因而后学传道之际,不得不假当时流行之迷信观念以广其说,且将理论易为平易近人之辞,此即《尚贤》《尚同》等十篇产生之历史背景。换言之,二人皆持“十论”由《墨经》推衍而成,“十论”可被视为《墨经》理论的具体化与世俗化产物。而王维庭尝谓《墨经》实为后期墨家所著,系“十论”更高层次之概括与提炼,杨宽与杨俊光均指出此说恐与史实相违。
然此论与当代学界主流共识殊相抵牾。其失有三:一者缺乏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之支撑,二者未察思想史自低级至高级、由简入繁、从感性具体达理性抽象之辩证规律,三者违背逻辑与历史统一之辩证逻辑原则。究其根本,乃时序判断倒置,致对墨学发展脉络之认识产生严重偏差。一言以蔽之,此说实未明辩证思维发展之必然历程。
二、价值独特
《墨经》作为墨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系统总结,其价值在于实现了对诸子论辩与科学认知的双重超越,标志着墨学发展至成熟形态的理论结晶。《墨经》对中国传统科学体系进行了开创性概括,在先秦典籍中独具特色。即便置于世界文明比较的视域下,亦堪称人类早期科学探索的杰出典范。《墨经》的科学范畴与原理,与人类科学认知体系相通,具有重要理论、历史、现实意义与前瞻性。
《墨经》所建构的科学范畴体系与人类普遍认知规律相契合。其学理价值可析为三端:理论层面建立了完整的逻辑与科学框架;历史层面记录了先秦科技发展轨迹;现实层面仍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迪意义。著作内容涵盖光学、力学、逻辑学等多学科领域,尤以《经说下》第130条所载引力实验最为精审,展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科学认知水准。
特别堪值重视者,乃《墨经》所建逻辑系统,与古希腊逻辑、印度因明鼎足而三。清中叶以降,随着《墨子》文本校勘与考辨工作的深化,其学术价值渐为学界所认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论断颇为中的:“前期墨家注重伦理和社会生活,后期墨家注重逻辑与科学。”
狭义《墨经》作为科学专著,为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了独特智慧。近百年来,学者对其精义的阐释日益精进,使这部蕴含深厚科学人文精神的著作持续焕发现代价值。其“巧传求故”的探索精神与“概括规律”的理论追求,对当代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自逻辑与科学史观之,《墨经》之于先秦典籍,其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书虽简,然能包罗万象,堪称古代百科全书之雏形。墨家的精要,尽萃于此,不惟人类文化遗产之瑰宝,尤见其现代意义之深切,足为中国古代逻辑科学典籍之范式。
2020年1月14日,世界逻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尝言,自亚里士多德以迄莱布尼兹,自欧几里得以至斯宾诺莎,复观中国墨家与印度正理诸派,逻辑之学,亘古常新,永为哲人数学家所倾心。其所谓中国墨家的典籍,正指《墨经》而言。《墨经》所建构之逻辑体系,实为先秦辩学与科学思想之结晶,已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优秀文化遗产。
《墨经》广狭二义之辨,于文化史研究颇具深意。狭义《墨经》恪守以自然释自然之旨,尽祛鬼神迷信之迹,自成体系之无神论。其内容之精粹,实代表当时世界科学人文知识之极诣,既为墨学发展之核心关键,亦属中国轴心时代文明理论之历史绝唱。
胡适尝言,《墨经》四篇(狭义《墨经》)实为有机整体,其内容涵盖逻辑、心理、经济、政治、语法、数学、力学、光学诸学科,诚为古代学术之瑰宝。此四篇文献乃现存唯一可证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之原始文献资料,其特点在于完全摒弃超自然与迷信色彩,堪称科学时代之产物。胡适尤重其科学价值,许其为“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
胡适留学美国,师事杜威(John Dewey),钻研《墨经》,用英文撰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创了现代墨学研究新范式。其特别指出,《墨经》六篇(《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自鲁胜以降,久为学界所忽,直至近代始被重新发现,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奇书”。
具体而言,《墨经》实为先秦时期唯一系统整合自然科学与逻辑学之著作,在当时世界学术中独具特色。《经上》篇主要采用定义式文体,对各学科范畴进行界定与命题陈述,胡适言其形式与近代几何学的定义体系相似。《经说上》则是对前者的阐释说明。而《经下》篇则以定理形式呈现逻辑与科学论证,胡适则认为,其文体特征接近几何学定理表述方式。尤可注意的是,《经下》与《经说下》采用并列编排格式,此种结构既便于浓缩论证内容,亦便于记诵传承。狭义《墨经》之具体结构,详见表1。

1 狭义《墨经》结构

序 号 

篇 名 

内  容 

著 者 

经上

科学范畴定义、划分、简单命题100条 

东北方齐国墨者相里勤弟子五侯之徒

2

经说上

科学范畴定义、划分、简单命题的说明 

3

经下 

科学原理论证183条 

4

经说下 

科学原理论证的说明

《墨经》狭义部分,凡183条,其中71条则专论逻辑学,占比近四成。通篇以逻辑框架构筑全书。狭义诸条,无一例外,皆自觉运用“辩学”与“名辞说”(即概念、命题、论证)之形式贯穿始终。

《小取》为中国古代逻辑专论;《大取》则侧重逻辑原理、辩证法及伦理学之探讨。《墨经》所涵普遍真理、概念范畴与命题论证,具跨时空之适用性,其科学理念,正所谓“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其二取结构,见表2。

2 二取结构

序 号 

篇 名

主  旨

著 者 

1

大取

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原理 

南方楚国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2

小取

中国逻辑简明教学大纲

西方秦国相夫氏之墨

《墨经》乃墨家思想总结阶段之最高理论结晶,集中体现当时中华民族认知与改造世界之理论成果。杨向奎尝谓:“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此评价揭示其作为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智慧浓缩体现之独特价值。《墨经》呈现高度凝练性:文字精炼,意蕴深远,一字千金。字数统计详见表3所示。

3 《墨经》字数

狭义

《墨经》

《经上》

529

《经说上》1445

《经下》850

《经说下》2890



5714

广义

《墨经》

《经上》

529

《经说上》1445

《经下》850

《经说下》2890

《大取》1775

《小取》916

8405

《墨经》体现古代汉语高度简练性。古人书写材料,以简牍为主,其物理形态限制文本篇幅。诸子百家之学派领袖,著述往往宏富,所谓“其书五车”。墨者身为游士说客,巡游各地,故《墨经》浓缩简练之性质,非惟便于储存深刻复杂知识精义,更为后续诠释预留思维余地。

《墨经》可视为有开端无终点、含预想待完善之理想蓝图,旨在推动中国文化趋于科学化与逻辑化。恩格斯尝言:“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墨经》所蕴义理,实含现代逻辑与科学之胚胎萌芽,殊值阐发与推拓。

三、知识分科

《墨经》科学知识分科研讨,具充分之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狭义《墨经》乃是墨学最高理论成就,可视为战国末墨家后学创造性综合而成的微型百科全书,系统概括中国传统科技知识之核心内容。

现代学术研究强调分门别类,乃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之体现。分析即将整体分解为部分;综合即于新基础上重新整合,形成“正-反-合”螺旋上升结构,符合辩证逻辑理论建构规律。《墨经》本身已完成初步知识综合,现代研究则当以恰当分科为起点,终达成创新性综合。

此种分科研究之合法性,其基础在于现代科学对分析方法之必然需求。恩格斯精辟指出:“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科学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实不可或缺,缺乏分析则不得称为真科学研究。然现代科学必实现分析与综合之统一,此辩证逻辑方法论之基本要求。

《墨经》所呈现初始综合状态,为现代研究提供分析对象、工作基础与逻辑起点。开展《墨经》科学研究,需引入现代分析工具并借鉴国际通行之科学分类体系。若拒斥现代分析方法与分类标准,则研究必将停滞不前。通过分科研究以创新阐释《墨经》各学科范畴与原理,可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之有机融合。

具体而言,《墨经》科学体系可分为十八门学科,详见表4。

4 《墨经》科学分科

一级学科

序 号 

二级学科 

自然学科

 

光学 

2

力学 

简单机械学 

4

数学 

5

物理学 

人文学科

 

1

逻辑(逻辑学) 

2

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 

3

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 

4

方法哲学(方法论) 

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 

6

历史哲学(历史观) 

7

经济学 

政治学 

9

伦理学

10

教育学 

11

语言文学

12

艺术美学 

13

军事学

四、产生机理

《墨经》以专门条目,系统总结了各门科学知识形成机理。《经上》第96条:“巧传则求其故。”意谓对世代相传之手艺,当深究其内在原因与客观规律。《小取》篇复申明:“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此处“然”者,事物呈现之现状;“所以然”者,致此现状之根本原因。《经说上》第97条强调:“法取同,观巧传。”主张通过观察概括,自各类手工技艺中提炼普遍法则。

探究自然规律,具重要科学理论意义。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重视自然原因之探求,尝著书论天体、大地、声音、植物与动物等原因。彼明谓:“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足见其对理论认知之推重。

亚里士多德较论技术家与经验家,谓技术家所以为智,在其不仅知事物之“所然”,更能明其“所以然”。复谓:“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

《墨经》作者群体,可视为具理论自觉的工匠学者。墨家成员,多出自当时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阶层,即墨子所谓“农与工肆之人”,其含农民与各类手工工匠。据《鲁问》《公输》及兵家诸篇所载,墨子本人深通大车制作与守城器械之制备,于当时种种手工技艺具有系统之认识。

《节用中》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足见其对百工技艺重视。《墨经》所涵各科理论条文,实为墨家基于亲身实践,于制革、陶铸、冶金、缝绣、制甲、建筑等诸般工艺经验所作抽象总结与理论升华。

战国百家争鸣,思想分化特化之趋势,加以多重社会动力与张力交相作用,促使墨者系统总结中国传统科技知识。此过程,本质上是墨家成员将亲身技艺经验上升为理论体系之思想创造。对手工技艺系统概括,直接催生《墨经》中各门科学知识体系化形成。

具体而言,工匠技艺之数学抽象,奠定了墨家数学的理论基础;球面镜(含凸凹镜)之制作、检验与光学实验,促成系统光学知识形成。其论光线直进原理及“无宇”“无厚”无限小的概念(端),尤具深意,为后世“墨子号”量子卫星之发明提供古典思想启示。

至若基于劳动实践的理论思维,推动力学定义提出。参与建筑工程所涉质量安全论证,则引致对引力现象实证研究,包括地面引力与自由落体规律之理论表述。要之,实践、实验、观察与抽象的理论思维四者结合,构成墨家科学知识产生之基本途径与方法论机理。

五、沦为绝学

韩非《显学》篇以“世之显学”概称儒墨二家,此诚为战国思想界之实情。然秦汉以降,社会结构丕变,墨学遂渐湮没不彰,《墨经》无人问津,竟沦为历史绝响。

梁启超著《墨子学案序》,系统阐发墨学之整体架构与现实意义,结论部分深致叹惋于墨学传承之中绝。其《墨经校释序》复谓:“《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尤可痛者,梁启超感慨后世子孙未能善守先哲遗珍,致中华民族在论理精神领域显有缺憾,此诚历史之憾事,亟待今之学者奋力补直。

胡适从学术史立论,指出“墨家的名学(指《墨经》逻辑)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两千年来久成绝学”。沈有鼎尝论及,《墨经》逻辑实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光辉篇章,然在长期停滞之封建社会中,此一珍宝竟遭埋没。郭沫若悼杜国庠诗“墨名绝学劳针指”之句,亦佐证此学统中断实况。墨学由战国之显赫而至秦汉后之衰微,实折射出中国古代思想传承之特殊轨迹。各家论述此事象,既含对思想史断层之深刻反思,亦寓重估传统文化精髓之学术期许。

孟子攻击墨学,为墨学中绝,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作用恶劣。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赞孟子排斥杨墨之举,谓此举使儒学得以彰显,且强调“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之策略。孟子通过系统性批判,为孔孟道统之传播扫除障碍。
《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其进一步批判杨墨学说之核心主张,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将无父无君之状态等同于禽兽之行,断言“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强调唯抵制杨墨学说,方能捍卫先圣之道。孟子自陈其目的在于“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然而《墨子·兼爱上》明谓“爱父爱君”,足见墨子从未提倡无父无君之理念。孟子对墨学之攻击,若“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等说,实存事实歪曲与逻辑谬误。此种批判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被官方意识形态强化为对墨学之定性与打压墨学的雷霆霹雳,成为墨学中绝的重要外因。
《四库全书》所收儒家著作凡二十四卷二十五处,其中对墨学之批判往往借长篇论述肆意发挥,将“墨氏兼爱”污名化为异端邪说与洪水猛兽。尤可注意者,此类论述谓洪水猛兽之害仅限一时,而墨学兼爱之害则无形且遗祸深远,反映出儒家正统对异己学说之系统性排斥。
孟子对墨子之批判在封建社会中长期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政治与人格定论,绝无平反可能。儒学界将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体现“以权威为据”与“以众取证”之论证谬误,其逻辑充满专断性与非理性色彩,充斥霸道无理与病理性的诡辩。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之政治语境中,凡为墨子辩护之言论皆可能被定性为异端而遭打压。清儒汪中(1745–1794)著《墨子序》推崇墨学,称墨子为救世“仁人”,且批评孟子对墨子之诬枉。汪中指出,墨子以兼爱教导世人孝亲,孟子斥其“无父”实属冤枉。后世学者多习孟子之说而未读《墨子》原书,故以耳食之论为常。汪中谓:“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强调孔墨孟三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本系学术常态。然此合乎情理之论述竟招致翁方纲猛烈攻击,斥之为“名教之罪人”,其罪名在当时足危及性命,足见墨学辩护者所处环境之严峻。可见孟子对墨学之批判不仅扭曲墨学本义,更在封建意识形态强化下演变为学术打压之工具,深影响墨学之历史命运。

六、研究历史

西晋学者鲁胜(265-316),痛惜《墨经》学术传承之中绝。据唐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引鲁胜《墨辩注序》其言:“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广义名辩学者,含墨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此论揭示先秦至晋名辩之学渐趋湮没之历程。鲁胜整理《墨经》文献,因与他书连第,故得独存。其整理之法,乃“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鲁胜期许“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足见其学术传承之志。

《墨经》研究,承先哲遗绪,薪火相传,砥砺奋进,参以西学新法,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抢救性、开拓性与创新性研究,其要在阐发《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且促进世界文化、异质文明的对话交流,联通互鉴。

《墨经》科学研究的主题,是《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范畴,是大概念,乃基本而普遍之最高类概念。原理,则为基本命题、普遍规律。《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实为墨学发展臻于高级阶段之标志,超越了《墨经》科学发展源头的前期墨学。自公元前五世纪墨子的前期墨学,至前三世纪后期墨家著作《墨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之辩证历程,终成理论体系之整体跃升。

笔者运用E考据(数字化文献考据)与元研究(总体性超越研究)相结合之方法,依托《四库全书》《四部丛刊》11亿字全文检索电子数据库,以及《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电子图书馆所提供的50亿字海量数据,从事全面检索与精详考辨古籍资料,以立实证之基,力求提供精准可靠的实证论据。在此基础上,进而以元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墨经》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当下发展研究之流变,重构其科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体系,体现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辩证逻辑原则。此项研究是笔者长期研读《墨经》科学的理论荟萃。

注释略。详情请查阅《墨子学刊》2024年12月第2辑,第18-29页。


来源 | 墨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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