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魂”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之“体”。墨家学说作为先秦显学，以其平民立场、实践取向和社会理想，成为观察这一“结合”机理的典型思想标本。本文以墨学为镜，考察其在近代如何被激活并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革命精神塑造，从而为深化“第二个结合”提供历史借鉴与学理启示。

一、墨学的思想特质为“结合”提供文化基质

墨学蕴含的特质，构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潜在文化前提。

（一）平民立场与人民性底色。墨家立足“农与工肆之人”，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深切关怀民众疾苦。这种人民性取向，与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形成价值呼应，为理解人民中心思想提供了文化心理铺垫。

（二）实践理性与朴素唯物倾向。墨家主张“取实予名”，知识源于感官经验并以“三表法”检验，体现出重实效、反空谈的朴素实在论色彩。其典籍中的科技知识也反映了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探究。这一强调从实际出发并接受检验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唯物认识论具有相似性，提供了本土文化的接应点。

（三）社会批判与理想构建意识。墨家抨击战国时代弱肉强食的不公秩序，并以“兼爱”、“尚贤”、“节用”等为核心，提出追求和平、平等的社会改良方案。这种批判现实、构想理想的思想动力，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在宏观诉求上形成形式呼应，反映了人类对正义社会的普遍向往，为近代先进分子接受社会革命理论做了心理准备。

（四）力行精神与组织化传统。墨家是纪律严明、崇尚奉献的行动团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严密的组织与注重守城技术的实践特征，在中国古代独树一帜。这种高度组织化、强调奉献的团体气质，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伦理层面存在显著的相似性，为革命时期理解政党组织要求提供了本土精神资源。

二、内在逻辑契合构成“结合”的文化心理基础

“第二个结合”依赖于思想体系间可对话的深层“密码”。墨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正是此种体现。

（一）从“兼爱”“贵义”到“人类解放”，平等诉求的升华。墨家“兼爱”超越宗法差序，向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平等；“贵义”以“兴利除害”为内涵。近代常将其比附于“博爱”、“社会主义”，虽模糊了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却在传播上起到了心理铺垫作用，为理解“人类解放”提供了本土化价值起点。

（二）从“节用”“交相利”到对剥削的反思，经济批判的接引。墨家“节用”抨击统治阶层奢侈，“交相利”主张互利、反对损人，蕴含朴素的经济批判意识。当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剥削秘密时，墨家对“不劳而获”的否定和对“互利”的推崇，便成为情感接引点，使“剥削”概念能与本土不义观产生共鸣。

（三）从“尚贤”到对旧秩序的否定，进步潜能的释放。墨家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打破世袭特权，内含基于才能的平等精神。在近代这一思想被引申为否定一切不合理旧特权的符号，从而在反对等级秩序、追求社会进步的方向上，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主张形成合力。

（四）从“力行”“非攻”到革命实践，行动精神的共鸣。墨家“力行”的坚韧实践，与“非攻”中包含的守卫正义的辩证逻辑，共同构成一种崇尚行动、讲究策略的刚健气质。这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学说及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亲和的精神前理解。

三、早期先进群体的墨学诠释与历史接引

内在契合提供了可能，近代的历史进程则使其变为现实。墨学的“复兴”与诠释转向，扮演了“历史接引者”角色。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墨学认同。李大钊视墨家为古代“平民主义”代表，肯定其实践精神。陈独秀推崇“兼爱”为平等之爱，将“节用”“非攻”联系社会主义。蔡和森在转变过程中，将墨子与列宁相联系，并自觉以墨家牺牲精神涵养革命品格。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关注墨家，延安时期指出其具有古代辩证唯物论雏形。瞿秋白、恽代英等也从不同角度肯定和吸收墨学，将其“利天下”精神转化为革命伦理。

（二）知识界的思潮融合。五四前后，思想界流行将墨学比附社会主义。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系统阐释，赞“兼爱”等同于“社会主义”。胡适推崇墨家逻辑与“实用主义”精神。鲁迅在《非攻》中塑造的实干家墨子形象深入人心。孙中山也曾将“兼爱”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这种比附虽学理上不尽精确，却显著降低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疏离感。

（三）接引的多重面向。主要体现在：价值接引，墨家“兼爱”等理念被抽象为平等、关怀民生的本土符号，与马克思主义公平诉求共鸣；道德接引，墨家“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为锻造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作风提供伦理典范；逻辑接引，“非攻但不非诛”的反抗逻辑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精神契合；身份接引，墨学作为“平民学说”，帮助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代表劳动人民的精神谱系，强化了其人民代表者的身份认同。

四、在“结合”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引领

必须清醒认识二者本质差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进行创造性转化。

（一）从“天志”唯心到彻底唯物，哲学基础的飞跃。墨学最终依托“天志”“明鬼”作为秩序保障，未脱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上。结合过程，是以科学唯物史观剥离其神秘外壳，拯救并提升其重视实践、关切民生等合理内核，实现哲学范式革命。

（二）从空想改良到科学革命，理论性质的升华。墨家社会理想依赖道德感化与贤人政治，属空想改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指明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解放的路径。结合意味着以科学社会主义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使其从道德乌托邦转向科学的历史实践论。

（三）从小生产者代言人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阶级立场的明晰。墨家主要反映古代小生产者利益与改良愿望，缺乏彻底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公开申明无产阶级立场，以消灭一切阶级剥削为目标。结合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革命原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批判性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诉求，将其导向科学社会主义轨道。

五、深化“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启示

以墨学的历史接引与超越为鉴，可为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启示：

（一）深化典型案例研究。对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互动这类案例进行深度研究，能具象揭示“结合”的内在机理与历史经验，增强规律性把握。

（二）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诠释学。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与诠释。着力实现传统文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有机对接。

（三）推动“两创”具体化。将传统文化智慧具体转化为治理理念、政策设计、价值倡导和行为规范。例如，将“兼爱”精神融入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将“力行”精神融入党性修养。

（四）讲好“结合”故事。此类案例是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特别是“两者结合行”的生动教材。有助于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根基与独特精神气质，筑牢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结论

墨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及其在近代的接引实践，为理解“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注脚。它表明，“结合”的内在逻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与人类进步文明相通的宝贵精神基因；其历史接引则生动展现了这些基因如何在时代巨变中被唤醒，并具体服务于进步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接纳与早期革命者精神人格的塑造。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过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主体性引领作用。新时代需深化此类研究，以增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强大动力。

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xsxlx09

作者介绍：

康凤霞 枣庄市墨子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峰 原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基金工作室主任

来源：《枣庄日报》2025年12月19日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