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炳棣先生的论文以海外学者独有的眼光对墨子后学特别是秦墨的历史贡献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论文的观点一方面给我们以独特的启示，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文中对秦墨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定位的问题，二是作者对《墨子》文本理解的问题。本文由评论柯文入手，进而对我们今天如何定位墨学当代价值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秦墨    “大事因缘”   岳麓书院藏秦简   文化创新    新墨学之争

   

   海外学者由于其学术背景的差异，常常能在学术研究上给人以不同的启示。在讨论墨家后学的论文中，何炳棣先生的长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密------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题目就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在中国学术史上，学者以“大事因缘”定义的常常指两个对象：一是佛教的东传，二是说宋明理学。然而，何先生却认为秦墨帮助秦国统一中国以及墨家对秦国的思想影响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这个新颖的论点的确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

笔者认为，何先生的论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个新的论点却使我们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时空来审视墨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何先生的观点再一次让我们加深了儒墨显学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贡献与价值的认识：因为正是由于儒墨之争才引发了后世诸子百家的争鸣,从而产生了原创时代异彩纷呈的思想学派，由此就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文化内容、思辨方式以及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风貌。同时对于何先生所说的这个“大事因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战国纷争时代催生诸子百家争鸣历史的过程中，墨家学派作为唯一的平民学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最具有吊诡意味的是，诸子学派大多数人所期盼的大一统时代却过早的结束了这场思想文化盛宴。作为帮助了秦国实现统一的墨家后学也消融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理解这段历史，从古至今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但直到今天这样的分歧与争执仍然没有停息。因此这篇文章可以引发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学术界讨论墨家后学的文章不少，但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何先生的文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其中心思想是：秦国的由弱转强“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是提出一个新的角度即跨越孝公时代从秦献公的经历来说明秦国对墨者思想接近的基础；二是从秦、魏西河之争战与墨家城守关系论证秦墨对秦国的重要意义；此外，作者还从献公的户籍改革和《墨子》的《备城门》中的“伍什”等文字记载相对照，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对作者的合理新观点以及有待商榷之处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以便与同好进一步深入研究。

研究墨家后学与秦国的关系，一般的学者通常是由孝公时代尤其是商鞅变法入手，但何先生的论文却独具慧眼地上溯到秦献公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作者特别强调秦献公在魏国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认为在这个时期，献公一方面目睹了魏国由于实行李愧变法而强盛的事实，另一方面却是秦国西河之地被魏国攻占，鲜明的对比给予献公强烈的刺激。这也让献公与墨者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对此，何先生认为：“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至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同时作者还说孟胜弟子死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一身的‘守’都从墨者中甄选。”行文至此，作者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证据便直接开始引用《墨子》城守部分有关“守”“尉”的记载，显得结论过于仓促。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观点却给我们指出了认识问题的一个新的方向。

探究墨家与秦国关系的学者之所以多将眼光放在秦孝公时代，是因为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同时也正是这个时代秦国大量引进各国人才进而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而史料记载的许多墨者进入秦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而，我们在《墨子》一书以及战国诸子和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早在战国初期墨家即已经在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既而出现“东方墨者”、“南方墨者”以及北方之墨者，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所以秦国的墨者也决不可能在秦孝公时代才突然大量涌入秦国，并成为墨家在各国中最显赫的势力。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何先生的论点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在研究秦墨对于秦国政治历史的关系时，何先生特别注意墨者与秦国制度的联系，其中主要讨论了墨家尚同的理论以及户籍制度的什伍连坐的问题。作者首先注意到墨子尚同理论在秦国“首度出现于秦献、孝之时，”同时他还注意到《墨子》引用的《太誓》逸文：“小人奸巧乃闻，不言也，发均罪。”作者引用清代江声的解释，认为这就是“连坐”。接着他引证《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的“伍”“什”记载讨论二者的关系，从而将墨者与秦国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但作者的证据及其观点都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两个观点尤其值得商榷。其一，何先生认为秦国的由弱转强更多的不是由于商鞅变法而是“源于墨者的帮助”。诚然，墨家确实对秦国攻战有特殊的帮助，这从秦王对墨家巨子法外施恩可以得到证明。李学勤先生也利用《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献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考证与论述。（本人的《墨子考论》、《墨子备城门纵合研究》也有相关讨论）但从秦的历史变化以及秦国的大政方针看，其间最重要的事件仍然是商鞅变法。我们只要看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可以理解它的效果为何如此显著：奖励军功与耕战极大的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而打击贵族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消除了改革的阻力，而且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调动了国家财力向统一方向发挥作用。而这些重大的举措是秦墨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是商鞅变法强大了秦国的实力，秦的客卿制度吸引了各国人才，同时也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墨者，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决不能颠倒。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结论不仅国内的学者并无异议，国外的权威研究也是一致的：《剑桥秦汉史》就明确指出：没有商鞅变法这些大事，秦国“绝不可能完成这一统一大业”。

其实，对于秦墨对秦国的作用与影响不仅有大量史料记载，而且近年来出土的文献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除了许多人熟悉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以外，在《鹖冠子》等一些人们较少注意的子书中也有不少与墨家思想相同的论述：《泰鸿》、《王趺》诸篇都提及与墨家大同思想一致的观点：“太一者，执大同之制”。后者还有和墨子相同的由下而上层层统一于君王的主张：即有伍长、甸长、乡师、郡大夫逐级向上报告给天子的路径。此外，在《尸子》、《慎子》等著作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不过，就秦国墨者的影响而言，当代出土的秦简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直接记载墨家思想的出土文献有几种：《黄帝四经》（其与墨家思想的关系详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为吏之道》（这两种著作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此处暂时不论），还有一种就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依据学者的研究，它的内容包括以下七大类

一是《质日》；

二是《为吏治官及黔首》；

三是《占梦书》；

四是《数》书；

五是《奏谳书》；

六是《秦律杂抄》；

七是《秦令杂抄》

在这几类书中，与墨家思想相关的是《为吏治官及黔首》、《秦律杂抄》，其它几种还和《墨子》城守的筑城与士兵粮食供给、甚至与《墨子》的书写形式有关。

和《为吏之道》一样，《为吏治官及黔首》除了法家思想之外明显的反映了儒、墨各家的思想：“为人君则惠，为人臣忠，为人父慈，为人子孝”（第1541简）。《墨子》多言“兴利除害”，秦简同样也有反映：“审用律令，兴利除害，终身无咎（第0072简）”。墨子主张“尚贤”、“亲士”、“节用”，反对贱士而贵财货，秦简则规定为吏的“五德”、“五失”，其中“吏有五失”中就有“贱士而贵货贝”。

此外这部分秦简中的文字还与墨家的城守各篇有关。《墨子》的《备高临》记载筑城之制有“行城三十尺”，而秦简正好有“城下后（厚）三丈，上后（厚）二长，高三（第181/0996简）”。两者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另外，在秦简的粮食供应方面有这样的记载：“一人斗食，一人半食，一人参食，一人驷食”，学者研究指出：“此题可对照《墨子·杂守》：‘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食四斗。六食，终岁十二食。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学者邹大海指出 ：《墨子》“杂守篇的参食、四食、五食、六食，实际是以1升所吃的餐数命名的。比（秦简）《数》的少半食，而多五食。《数》的斗食、半食、参食分别为每餐一斗、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斗；（秦简）的驷食------对应于《墨子》的四食-----，分别为每餐四分之一斗。” （《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注释3简206页）”

岳麓秦简在书写形式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就是它与《墨子》书写方式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最早的竹简《墨经》是分上下两栏书写的，而秦简的《占梦书》文本也正好是分栏抄写的（见143页引原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墨子的思想在秦国有明显的影响，就连《墨子》书的书写与编撰方式也在秦国有人模仿。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墨家的著述及墨家的思想对秦国的影响要比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更加广泛深入。

而与出土文献相应的就是秦在统一中国前后的文献：其中最明显的是秦国的官方文献《吕氏春秋》。其书不仅记载了大量墨家后学的史料，而且有不少墨家思想的反映。它的《当染》篇甚至大部分抄录自《墨子》的《所染》篇，这些都是大部分学者认可的事实。       由此可见，墨学对秦国的影响的确比今存的传世文献所反映的要广泛深入得多。

然而这种影响无论有多大，它始终不能与商鞅变法相提并论。何先生虽然一再强调他的“多方考证”、“多边考释”，但一来文中提供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不多，二来由于作者有的论点太过牵强，因此他的一些观点看来仍然很难服人。本文作者认为：何先生的一些说法和要表达的观点本来是很有新意的，但由于上述原因反而冲淡了文章的效果。

再如作者的行文也不够严密，这里仅举一例：在谈到秦国的连坐之法时，文章引用《史记·秦本纪》秦文公二十年的记载：“法初有三族之罪”，接着说：“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可见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国已经有连坐法了”。但在另外两个地方，作者引《史记· 秦始皇本纪》附《秦纪》，言“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以及《史记·商君书》孝公六年的记载“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然而，作者此处的结论却是：“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始于献公，而且深受墨者影响”。这里不同的说法显然是前后自相矛盾的。

除了观点的问题外，作者在对《墨子》文本的理解上也有一些不当之处。比如文章在谈到墨家十二攻防术的时候说“空洞”是指挖地洞和地道，其实《墨子》本有《备穴》篇专门探讨地道攻防战，与“空洞”是两回事（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详本人《〈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另外，在谈及“穴”与“突”的时候，文章说“穴”或“火”之误，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这种错误更是缺乏根据与逻辑性。《墨子》的城守诸篇一开始就例举了十二攻守城方式，然后分篇对此加以论说。在十二攻守具中根本就没有“火”，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备火》篇了，更何来“原文残缺”？这些地方都极有损于论文的严谨性和说服力。

当然，平心而论何先生的新论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认识墨学历史命运的同时，我们今天更需要对墨学的当代定位作出深入的思考，这不仅是讨论中国文化学术史的“大事因缘”所必须涉及到的问题，更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的经济尽管还有许多问题，但的确已经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能够同样在世界上占据相应地位的文化却还远远没有创建出来。在不同的的思想观点复杂纷争的冲突中，重新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的启迪，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

在很长的历史中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甚至今天仍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观点。不过，继承传统文化已经被高层定位为要继承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道、墨、佛教等多元的优秀文化遗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定位墨家在当代的地位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历史上儒墨两家曾经并列为显学，正是在与道、法、名、农、兵、阴阳各家的“相灭相生”的论争中，先秦时代的文化才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华文化的伟大遗产。遗憾的是，后世无论儒道互补还是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虽然可以一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历史朝代封闭循环的命运。当中国近代的巨变突然来到的时候，有志之士不能不反思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在当时墨学再一次成为显学的时候，学者们的探讨也给我们留下了今天仍然要深思的问题。从清代后期到现在，虽然已经有无数的人士对墨学进行过探讨，然而许多问题仍然分歧很大，尤其是在国学经历颠覆性破坏之后再一次受到举国上下重视的历史性关头，如何理解传统“三教”及其“合一”的儒学文化的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怎样定位墨学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在这里本文仅提出几点思考以便与墨学界同仁以及对此问题热心的朋友一起探讨。

要挖掘和提炼墨学的当代价值，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在全面深入把握丰富复杂的墨学内涵基础上对其当代价值有一个总体的定位，这就是：儒释道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补充。具体来说，墨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当代新文化创建提供重要价值，这就是基于草根力量基础上的民族精神的重塑动力；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启迪；教育领域的意志磨练、知行合一、以及力行节俭、危机意识、牺牲精神。

针对传统文化两千多年实践的历史教训以及当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我们认为墨学的当代价值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巨大激励力量。在先秦时代，我们的民族原本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唐代的文化鼎盛时期，我们的先民对一切外来的文化也敢于去拥抱和吸纳，并将其营养变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有机部分。但在思想定于一尊的国策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断萎缩，一个朝气蓬勃的极具创造性、开拓型的民族却不断走向“重文轻武”的内向、退缩的精神境界，以至于在外敌面前日益丧失抵抗力。当今社会里虽然不乏勇于革新的有志之士，但懒惰抱怨的情绪却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要想应对我们面临的内外挑战，我们必须再一次发扬墨家的“摩顶放踵”大无畏精神，在近代历史上，梁启超先生曾经大声疾呼继承发扬墨子精神，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墨子及其就弟子的那种舍身忘死的“民族脊梁”，需要那种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

其二，针对当下的思想纷争和非理性的思辨方式，墨家科学理性的精神尤其需要（墨家科学逻辑成就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当代科学技术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墨子时代，然而我们的科学理性精神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在许多方面严重退步。从历史上看，在传统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具有一种道德哲学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情感整体思维，所以能够满足人们政治伦理生活的需要，但这种思维方式却不适应外向的科学理性探索。加之政治的权威在经学中的绝对地位，民族文化的创新受到严重阻碍。而墨家科学理性思辨却与此相反，它不以政治权威为准绳、不以情感变化为转移。这种理性思维体现的是科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这种精神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抛弃主观的偏见，尊重客观真理，让人类不断超越自我；这种思想不承认先验的权威，而以逻辑实证的过程来检验真理；这种方法是一种证伪的方法、宽容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不断通过不同思想的论争来不断接近真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外来佛教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的事实已经雄辩的证明：这才是我们未来应该走的光明大道。

其三，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时，教育就成为这个百年大计的重中之重，而同样作为主流文化重要补充的墨家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墨家的教育实践昭示我们，教育绝不仅仅是学校的教育，而是包含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在内的广泛的人生教育。不可否认，传统的儒家为主的文化教育的确有它非常重要的合理因素，其中不少超越时代的理论与方法至今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儒家教育的理论还是两千多年实践都证明它有着很大局限。在今天的“国学教育”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用中外文化中的优秀教育理念对此进行纠偏。其中可以从墨家教育思想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针对当代独生子女为主的青少年普遍缺乏社会历练和生活磨难的现状，墨家意志磨练的人格教育尤其具有特殊的现实价值。而与之相应的则是走出学校、家庭，去面向广阔的世界尤其是贫困地区，通过各种劳作和广泛的社会公益活动来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此外，墨家教学的广泛内容与研究方法在今天也是极具启示性的。在人类文化需要处理的三大关系中，儒家更多的关注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对人的心理与信仰的关注也是有限的，更不用说对人与自然的关心与研究了。而墨家却不是这样，他们从社会工艺、技术的实践出发，进而去进行全面、广泛而深入的科学技术研究，从而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新文化创建中首先从教育改革的方向入手，进而做根本性的变革，否则我们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相对于佛教传入中国几百年并经历许多冲突才完全融入我们本土文化的历史，今天的新文化创建也正在初期的路上。但我们完全有信心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果：二十多年以来，通过学术界、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合作，中国墨子学会、墨子研究中心已经在济南、在滕州等地广泛宣传墨学并实践墨学，而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ƒ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各个地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学习、宣传和践行墨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既然我们的先辈能够完成异质文化的伟大创新，我们也一定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谈到墨学的当代价值、定位与使命，我们不能不谈到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目前在学术界内外争论激烈的有关“新墨家”的问题。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大陆学者前些年提出来，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后随着墨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又有学者提出所谓“原墨学”的概念并与“新墨家”展开论战。此后不仅有传统儒墨两家的论争，而且还波及到新儒家和新墨家的激烈争辩。其间香港的黄蕉风等人对新墨家的大力宣传也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明显的海外影响。

作者这篇文章不可能对上述复杂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评述，但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新现象至少已经显示出几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墨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看重；其二，墨家的影响已经不断超越学术界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欢迎；其三，关于墨学的不同思想观点论争显示了我们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争论正如先秦时代的诸子争鸣一样会大大推动墨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忧不同思想观点的纷争，因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不同思想文化的论争不仅不会引发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反而会在“譬如水火，相灭相生”的争辩中日益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推动我们传统文化的创新。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笔者在修改这篇论文时传来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国量子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作为领先欧美的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成果，我们不仅感到非常的自豪，同时对墨子思想的价值及其历史意义和当代影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相对于历史上中国文人对墨家的忽略甚至当代学术界对墨子思想依然存在的普遍轻视，国外的学者反而比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由世界著名学者汤因比和宗教家池田大作对话辑录的《展望21世界》一书就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墨子的兼爱比孔子的仁爱更加符合当代人类的需要。在“墨子号”发射成功以后，国外著名科学家也就特别指出卫星命名为“墨子”的深刻意义：墨子是“一位被誉为人类史上首位实施光学实验的古代科学家，一位在公元前五世纪反对攻战宣传‘兼爱’精神的哲学家。”古代先贤墨子能给予域外有识之士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对弘扬我们古圣先贤的智慧充满信心。

相形之下，当代不少的学者似乎是在一种犬儒主义的倾向影响下过分讲究所谓的思想实际效用，而认为墨子“兼爱非攻”之类的崇高理想过于脱离实际。其实，在“士不可不宏毅”的精神传统方面，这类人甚至远离了他们所极力推崇的儒者之风：当孔门弟子在陈蔡饥寒交迫甚至生命不保的时候，许多弟子对老师的思想信仰表示了怀疑，而颜回则坚定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儒者尚有如此气慨，今天难道我们不感到愧对先人吗？

大海上的灯塔正是因为它高高的屹立在大海之上才能为过往船只指明方向，如果它的高度降低一半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而思想的灯塔尤其如此。日本知名学者渡边卓早就指出：在古代墨学由于它的过分超前而在秦汉消失，然而也正是因为它的超越时代价值，所以在当代它才再次复活。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今世界贫富悬殊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人类的争端甚至战争（更不用说战争的阴影与威胁）依然是当今时代异常棘手的问题；而科学如何造福人类（科学与伦理之争）同样是令人纠结的难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墨子在两千多年以前深思过并且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解决方案，关键是他还带领弟子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践行自己的主张。两千多年回头去审视墨家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在加深对这些伟大先辈理解的同时也发现了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就秦墨的历史贡献而言，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对自己先师思想的把握出现了偏差，对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做出了简单的回应（有些事情也超出了他们能够操控的范围），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命运悲剧（当然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然而，就墨家思想的总体价值来看，它的丰富复杂的内容却不容简单化的去下论断。尤其是经过了两千多年实践的检验，我们至少得到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思想的选择上，简单的以某种观念作为唯一标准（独尊儒术）来排除其余的思想，虽然在某些历史阶段会产生一些时效，但这种思想的单一却对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面对当代人类的巨大挑战，我们从墨子的思想宝库中不断找到解决问题的启示。在未来我们依然会看到它的巨大意义和价值。作为墨学研究者和推广者、践行者，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批竹简的年代与睡虎地秦简的年代大致相当，约为公元前305年（秦昭王）到秦始皇35年，即公元前212年。见《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研究》第91页。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研究》第51-52页。

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为当代墨学研究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张知寒先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墨子精神的重光。

参考文献：

1、《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

2、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

4、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

6、《重庆评论》，2015年2期

7、秦彦士《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