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在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了一大一小两块汉碑，碑阳碑阴皆刻有文字，其中小碑碑阳文字记载了东汉时任蜀郡守的李君之德政，此碑被命名为李君碑，也称李君德政碑。

李君碑的出土，对汉代蜀郡历史和东汉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李君碑碑文中有“同心齐鲁，诱进儒墨”一句，为研究墨学传承提供了有力证据。一方面，李君碑的出土填补了墨学在东汉时期发展传承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根据对李君碑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墨学在汉代没有中断，同时，李君碑的出土，也为墨子故里在滕州提供了又一佐证。

一、 李君和李君碑

1、 李君其人

李君，现已不知其名。根据对碑文的研究，李君本为吴地人

士，东汉阳嘉年间（公元132年-公元135年）任蜀郡太守。他对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很有研究，并有数万言的著述，可惜没有传下来。在蜀郡期间，他大力支持教育，恢复了教育（荒学复殖），同时又积极引进治儒学和墨学的文士入蜀，加强教育。李君还组织人力收集、整理、传抄蜀郡本地著名文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等人的文章，亲自撰文推广。李君的德政，受到当地士绅的赞扬，在阳嘉二年冬，学校建设时，立碑为记。

2、 李君碑情况

李君碑由碑身和碑首两部分组成，原有碑座，但现已不存。碑身通高302厘米，两部分用榫卯连接。碑面为梯形，宽61厘米-69厘米，高206厘米。碑阴、阳两面都有文字，錾刻阴文隶书。正面碑文共十行，每行42字，是李君部属文学主事掾郑廉、史杜遂等学官赞颂其德政的铭文，背面碑文也是十行，每行13字，是文学主事掾郑廉、史杜遂等联袂镌碑的49名学官的姓名。全碑共计800余字。

李君碑立碑时间，有明确记载，碑阴立碑时间为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碑阳补刻记载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六月下旬，李君碑因洪水倒仆，由当时的太守裴君重新树立缮修。

3、 李君碑碑文

【碑阳正文】惟汉阳嘉，德配辰极。上天顾命，受尧余则。协元定纪，扫除奸（奸）慝。二九承期，仁佐并（并）繁。开阶裦（褒）圣，招致九德。汶山会昌，皇以建福。元首贞良，九成诗作，讃（赞）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缉熙，巟（荒）学复殖。改行沾濡，莫不叹息。因谣勒铭，延蔓无亿。其辞曰：

作鄂（噩）之岁，虎龙交颈。旋机卬卯，杓与酉并。吴国李君，化懿以清。太伯风列，蹈度顺经。兆自李（理）官，其先典刑。晋之大夫，恭穆以章。十世崇仁，克慎公平。心聪知敏，疰■（恶）耶（邪）庼。匿谋反奸（奸），以照下情。郡在（坤）位，曹国是循。井落之地，上为炎辰。君改其俗，五教在（宽）。候人讥急，尸（鸤）鸠养贤。愍蜀阴险，守善不信。径（陝）路远，敝于高山。前有相如，严平、子云。后虽庶几，名灭不传。君乃发傧，撰其文。王史张■（韩？），知（智）罃渺然。缑扬罗失，经虽笃醇。仪意川水，折节衡门。并■（数？）九九，希世寡羣。魂而有灵，百年复。惠加既徂，垂意生存。微杗得显，飞轨易轮。商容见表，寒灰复（燃）。内省于政，田■惟干。公绰不欲，以正厥身。庶职丛（恶），一以贯思。教品式（此处疑有脱文），非下所闻。兼听夙书，沈（沉）思于神。撢虗（虚）效刑，履霜习寒。夜惟吉梦，戒豫其先。演述三传，各数万言。抽擢腴要，采掇异文。以成一家，为后立真。珎（珍）儒重能，爵秩其贫。拔擢英材，试之以贞。倚席旋意，鑚卯孔门。潜者得达，萌耳振鳞。犹春生芳，莫不说攽。骖名前列，逸驱良韩。公仪割布，曷之采观。知配昭辅，隐德未信。揖风■炳，从俗所传。

【碑阴】阳嘉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文学主事掾郑廉、史杜遂及五棠、守掾李位、羊宠、范前。月令掾彭祉、师王伯、张泛、李成、赵弘、周强、赵竺、郑茂、李穆、古焉、王蓝、蒋况、上官宝、杨员、赏、王玄、殸平、姚犹、杨定、姚抚、苏梁、宋钧、程据、陈廉、尚集、殷声、朱奇、田灵、杨堪、玄强、温奋、杜阳、郭章、苟穆、郭深、公孙相、王副、居迁、张郁等发意，贪慕嘉化而立石表记，序贤君良佐，列画殿堂。

行祭酒赵镇、守师何闰、侨演主事，主任茂、石师王仲造、书佐杞颇。

【旁题】本初元年六月下旬，此石遭水顿赴。太守河东裴府建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时五官掾成都陈奉、左户曹史乔主事，史张之、五属主事广都典。

二、 李君碑与墨学传承

1、 李君碑的出土，证明墨学在汉代并非中断，而是逐渐

式微

先秦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灿烂无比，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墨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最为独特的一家，因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天志”等思想而独树一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学并立的“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墨对立，墨家学派兴盛一时。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选择的儒学，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墨学传承之道，则颇为坎坷。《墨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中为71篇，到宋时存63篇，明《道藏》仅收53篇，墨家经典整整缺失了18篇，可见不受重视之极。

墨学的千年衰落，学界公认，但是，因何衰落，何时衰落，争论颇多。

客观的说，墨学衰落的原因有许多，既有墨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从自身上来说，庄子就认为墨家对弟子要求太苛刻，以致后继无人，“奈天下何”！从政治上来说，墨子学说超越了时代，人人平等的兼爱主张显然不可能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从经济上来说，墨家不分血缘，不分远近，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思想显然也为封建社会家族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排斥；从文化上来说，百家争鸣的后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文化对非儒的墨学文化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压制打击。这些都是墨学衰落的原因，也有许多墨学专家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论述，我也曾撰文论述“墨守成规”是墨学中断的重要原因。

由于记载及资料的缺失，墨学衰落的时间和情况很难具体考证。许多墨学研究专家认为墨学在汉时骤然衰落，或者说中断。方授楚云：“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困顿，及汉武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其传授始绝也。”(方授楚《墨学源流》。) 墨学中绝始于汉武帝的主张，得到大多数治墨者赞成。清汪中谓墨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於司马谈所述。於後遂无闻焉。惜夫。”(汪中《墨子序》)。蔡元培曾说过：“墨学中断使中国科学不得发达”；陈独秀也认为：“假若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胡适也说：“在公元前三世纪墨学就停滞了，······到了世纪末期，墨家各派都消失了”“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到司马迁作《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说：“墨家在汉初便已销声匿迹了”；吕振羽说：“自战国末墨派消亡后，墨学也随之中绝”。其他如孙冶让、汪中、梁启超等墨学研究大家也多认为墨学在汉武后传承中断，由显学而成为绝学。当代许多学者也纷纷撰文，论述墨学中断、中绝、骤衰的原因，皆以为西汉后无墨学。2010年9月中央电视台也以《千年墨学中断之谜》为名，制作播放了墨学文化的专题片。

然而，李君碑的出土，充分证明，墨学在汉武以后，并没有中断，成为绝学，反而继续在学校光明正大的传授着！李君碑本来就是因李君倡导教育，建立学校的德政而立，在其碑文中，第二行有“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缉熙，巟（荒）学复殖”之句。“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说明李君作为蜀郡太守，想向文化昌明的齐鲁看齐，积极引进精通儒学和墨学的文士，作为复兴教育的老师，传道授业。如果墨学在汉初就已经中绝、消失，在东汉顺帝阳嘉年间怎么还“诱进儒墨呢”？大家知道，碑文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为太守立德政碑，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碑文严谨，是要经得起推敲的，绝不可能胡说乱写。而且还有“巟（荒）学复殖”，说明墨学和儒学一样，都是要教授给学生的学业。据此可以认定，墨学在东汉仍然存在，并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被学校公开传授。

但是，墨学虽然被公开传授，地位已然渐渐式微。李君碑后文也证实了这一点。碑文第八行“演述三传，各数万言。抽擢腴要，采掇异文。以成一家，为后立真。珎（珍）儒重能，爵秩其贫。拔擢英材，试之以贞。倚席旋意，鑚卯孔门。潜者得达，萌耳振鳞。犹春生芳，莫不说攽。”几句，说明李君对《春秋》三传研究很深，著述就有数万言。而《春秋》三传是儒家经典。下文“珎（珍）儒重能，爵秩其贫。拔擢英材，试之以贞。倚席旋意，鑚卯孔门。”则说明对儒学教育的重视。“珎（珍）儒重能”，“鑚卯孔门”，明确了儒学的中心地位，这也有汉武“独尊儒术”的影响。而前文“巟（荒）学复殖”之荒学，墨学应为其中之一，不过儒墨并称，还比较重要一些。

2、李君碑的出土，填补了墨学传承和墨学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

李君碑的出土，是墨学研究史上的又一重要事件。历来由于研究资料的欠缺，墨学研究始终处于一种无材料可用的尴尬局面。1918年11月20日，既入墨学奥堂的胡适颇感材料缺乏之苦，遂敦请好友徐振飞牵线搭桥，并亲自致书梁启超以寻求帮助。信中写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辨新估》，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适后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借）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梁启超年谱长编》）。连胡适这样的墨学研究大家都缺少研究资料，可见李君碑在墨学传承研究上的重要性。

从墨学传承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都或多或少的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墨学流传情况。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墨家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

在西汉初期，《新语》、《新书》、《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儒墨并举、孔墨同称,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贾谊《过秦论》里就提到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显然儒墨并称。《淮南子》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也是儒墨并称。到了汉武之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压，《史记》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也成为后来许多人认为墨学在西汉就中断的证据之一。但此时，墨家弟子仍有活动，“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其后，关于墨家记载渐少。

东汉到两晋时期。东汉初期，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到墨子，批驳墨子的鬼神之说，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墨翟当“在孔子后”。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也提到墨子，说：“公输般与墨翟当子思时，出孔子后。”可见当时对墨学还是关注的。但是对墨学传承方面具体的记载很少。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并将其定名为《墨辩》。鲁胜，字叔时，西晋代郡（今张家口蔚县）人。生卒年不详。少有才操，曾任佐著作郎，晋惠帝元康初年，升迁为建康令。能让这样杰出的学者为墨子作注，可见墨学到了晋朝仍有较大影响。至于王充到鲁胜之间二百年，墨学的发展如何，一片空白。

恰恰李君碑的出现，为我们填补了这项空白。碑文权威的揭示出：直到东汉末年，学生仍在学习墨学！这样到了晋朝鲁胜作《墨辩》，就好理解了。鲁胜著书，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墨子》难读，另一方面很可能鲁胜就是不忿于墨学的一步步受冷落。

墨学研究专家栾调甫先生认为，汉武时，独尊儒术，诸子尽废，墨学亦绝。到东汉成帝时，外戚班斿读遗书，后孔安国作《论语注》，有墨子引《汤誓》之文，说明“此墨子复出之征也。”李君碑记载也是为栾说提供了一个佐证。

3、李君碑为墨子故里在滕州说，提供了又一佐证

现在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墨子故里在山东滕州。任继

愈先生坚定地认为，墨子故里就在滕州，而且鲁班作为墨子同时代人，和墨子是老乡。他说：“滕州一地有墨子鲁班两位伟人，足以为地方文化添光彩”。但也有个别学者持墨子故里鲁山说。鲁山说起源于清学者毕沅。他看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墨子，鲁人”一说，认为墨子是西鲁人（鲁山人），而非东鲁人（齐鲁之鲁）。鲁山说被孙冶让、梁启超等墨学研究大家一一驳斥。胡适也说：“毕沅的话已被孙冶让驳倒了，不用再辩”。 但毕沅这一曲解仍造成了现今墨子故里的纷争。当代墨学研究专家、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姜宝昌先生也先后两次撰文论述“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这次我和姜宝昌教授为了收集材料，又专程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李君碑，见证了“同心齐鲁，诱进儒墨”之文，侧面证明了墨子为鲁人，明确不是鲁山之西鲁，而应是齐鲁之东鲁人，其故里正在鲁国属国小邾国，今山东滕州境内。汉桓宽著《盐铁论》也多次以齐鲁、儒墨同称。“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晁错第八》）“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容衣也。”（《褒贤第十九》）和李君碑一样，都证明了两汉学者的记载和认识：齐鲁大地为儒墨文化的发祥、盛行之地。

 

 

 

 

 

 

 

参考文章：

 

①《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汉代石碑发掘简报》 ——谢  涛

②《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二汉碑考释》         ——何  崝

③《成都出土东汉<李君碑><裴君碑>初识》   ——罗开玉

④《墨子研究论文集》                     ——栾调甫

⑤《中国墨学通史》                       ——郑杰文

⑥《墨子学案》                           ——梁启超                          

⑦《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  适

⑧《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

                                       ——姜宝昌

 

附：李君碑拓片 1、阳面拓片 2、阴面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