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林，张希宇，张天齐

 

摘要：对儒墨互补采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标准对所有既往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样式进行批判继承。中共十八大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建设中华新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也必然是批判继承包括儒墨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衡量批判标准，我们认为，儒家与墨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儒家的公正思想与墨家的平等思想；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墨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与墨家的科学精神。其中公正、平等、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要求；道德应该就是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的爱国、敬业、诚实、友善四个具体要求的概括；而儒家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和墨家的科学精神，也都是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关于建立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

儒家的公正、道德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内容，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平等和法治问题，而且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存在严重缺陷；墨家公正和道德思想不如儒家的系统、全面、深刻，但对平等和法治问题有较多深刻论述，而且墨家在宇宙观、社会观和认识论方面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样儒家和墨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儒家的公正、道德思想和天然合一的思维方式，墨家的平等、法治思想和充沛的科学精神，都应是我们建设中华新文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重要的文化资源。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壮大，中国已经开始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也逐步被重视并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既是中华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又是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2]， 没有文化上的复兴和强大，中华民族就不可能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伟大民族。

在全球化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新文化，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既往所有的文化形态进行批判继承，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其中对儒家与墨家两大学派进行批判继承，实现儒墨优势互补，并完成对儒墨思想精华的现代性转化，这对于构建中华新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墨优势互补的一般性问题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近百年来一直到今天，都是困扰我国思想学术界的严重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复兴儒学与墨学的争论更是歧见百出，茫无头绪。仅就儒墨互补问题而言，就存在为什么要进行儒墨互补、儒墨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墨互补的目的、标准和内容等等的争论。

（一）对儒墨互补采取的基本态度

对儒墨互补采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唯一科学正确的基本态度，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所有既往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样式进行批判继承。

现在我国理论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之所以对儒家、墨家的观点莫衷一是，存在很多模糊、混乱和错误的观点，根本原因就是在对待包括儒学墨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科学严谨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标准。

最典型的是两大派的极端观点：

一是全盘儒化派。有的人以推崇民族文化为借口，否认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存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让位给一个更具有历史经验的学说（指儒学-作者注）”，“共产党应该用儒术来治理天下，”主张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3]。有人认为，“只有儒家人文精神”“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定盘针。”^[4]大陆新儒家甚至认为“内圣外王”的儒家理论尽善尽美，中国文化的前途就是“新儒学”的振兴。在他们看来，儒家之外的诸子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枝节末流，根本不能与儒家、儒学等量齐观。二是全盘西化派。有人以推行普世价值观为理由，主张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指导我国的新文化建设，这不仅否定了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且也否定了拥有五千文明史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等学说，毛泽东早就指出：要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就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5]习近平最近也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6]因此，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今天重新发掘和研究儒学和墨学，决不是脱离实际、毫无根据、一般性地复兴儒学或者墨学，甚至倡导建立什么儒教和墨教，而是为了挖掘、发现和利用儒学、墨学中的思想精华，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进而服务于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对儒墨互补应持有的基本标准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既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成分。我们赞同季羡林所说的传统文化里“蕴藏着恒久的治世之道与智慧，”作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7]且具有现代精神的东西，就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而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且背离时代、社会和人民需要的东西就应该是失去价值的糟粕部分。

那么，儒学、墨学中那些是应该继承的精华，哪些又是应该抛弃的糟粕呢？换言之，我们只有找到一个用来区分儒学、墨学所包含的精华和糟粕的科学标准，才能真正发掘和辨识儒墨学说中精华和糟粕。建国六十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只是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基本态度，缺少一个科学标准，因而造成了在传统文化研究上相当混乱的认识。几十年来，儒学墨学积累的研究成果丰富可观，然而学术观点往往针锋相对，鲜有共识。

我们认为，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建设中华新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也必然是批判继承包括儒墨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价值观就是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它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8]进一步说，价值观就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何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因此要“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引领作用，更好地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实、友善，”^[10]它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十二项规定和要求。运用上述价值观标准研判儒家和墨家学说，我们认为，儒家的公正思想与墨家的平等思想、儒家的道德思想和墨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综合思维与墨家的科学精神可以构成优势互补。因为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社会方面的要求，爱国、敬业、诚实、友善则是核心价值观关于公民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儒家具有比较丰富的道德、公正思想，相对缺乏平等和法治思想，墨家则对平等、法治思想论述宏富，对公平和道德的论述相对不够，这就为实现儒墨优势互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儒墨优势互补的具体内涵以及墨家思想精华的现代性转化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衡量批判标准，我们认为，儒家与墨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儒家的公正思想与墨家的平等思想；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墨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与墨家的科学精神。其中公正、平等、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要求；道德应该就是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的爱国、敬业、诚实、友善四个具体要求的概括；而儒家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和墨家的科学精神，也都是核心价值观中建立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

（一）儒家的公正思想和墨家的平等思想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研究和借鉴儒家的公正思想和墨家的平等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公正和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也就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不仅如此，公正与平等还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来说，伴随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显性化，那么如何通过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

1.儒家的公正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的公正思想包括经济公正、政治公正和社会公正。尽管儒家的公正是宗法等级制下的公平正义，不是真正意义的公平正义。但是儒家的公正思想包含着一定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一是要借鉴儒家的经济上“各得其分”的经济公平思想。儒家主张每个人都应得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一致社会利益、而不是实现人人绝对平均的思想，其合理性在于，认识到适度的等差是建立社会秩序且充满活力的必要保证，强调在社会财富利益分配中要“各得其分”，在“差别”中求得“和谐”。 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经济公平，就是在经济上真正实现所有人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同工同酬的按劳分配原则，注意适当拉开分配差距，既不能搞两极分化，也不能搞平均主义。二是要借鉴儒家政治公正的思想。儒家把执政公正作为执政的重要原则和建立政治清明社会的主要条件，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启示就是，要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贤任能原则，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2.墨家的平等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墨家的平等思想通过人性素丝论、尚贤观和兼爱观得到了很好体现。尽管墨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社会平等的理念，超越了和违背当时血缘宗法社会的现实条件，并且墨家也不可能提出一整套具有可行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来保障这种社会平等理念成为现实，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和宣示性，但是，墨家平等思想却具有跨越时空的现代价值。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永远是指引人类不断奋斗的一面旗帜。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墨家平等思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借鉴墨家平等思想，就是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通过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改革，扩大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

由上可知，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的平等问题；墨家公正思想不如儒家的深刻全面，但对平等问题有很好论述，两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

（二）儒家道德思想和墨家朴素法治思想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达成以德治国的目标，建设道德水平很高的现代法治社会，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儒家高度发达的古代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系和墨家最早提出的古代法治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和补充，可以批判继承为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1.儒家高度发达的古代以德治国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大的道德学派。因为儒家不仅最早厘正了道德概念，提出完备的道德名目，深入探讨了道德对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非常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以德治国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在儒家道德思想体系中，“仁义”作为道德之纲是儒家道德的精神追求或价值追求，“忠孝”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和根本，儒家道德的实质是遵守周礼。

政治道德化是孔子为春秋时代设计的政治理想蓝图，其后儒家将其发展成为以德治国的系统完备理论。儒家坚信人性的本质是善良，坚信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化可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天下黎民百姓的道德可信程度则是儒家实现德治的基础。德治的前提是贤人、君子在位执政，德治的关键是重视教化和反对刑罚暴政，德治的基本要求是实行轻徭薄赋的爱民之政。

当代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很快带来相应的精神升华，却由于思想多元化、价值观混乱和拜金主义泛滥以及“五四运动”以来对待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消极影响等原因，导致人们的信仰危机、物欲横流和道德严重滑坡,社会诚信遭到广泛质疑。

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十六大提出：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体系，就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批判地借鉴丰富完备的儒家道德理论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一是通过科学转化儒家充满亲情的伦理精神，可帮助建立一个和睦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的五种人伦关系，在剥离其等级压迫因素和片面、偏执因素后，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予以批判性的借鉴和转化，明确当代中国各道德主体的权利义务，导入切实浓郁的亲情，削弱和降低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冰冷僵硬的物欲成分。二是批判的借鉴儒家德治理论对于维护政治统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德治理论的精华就是重视教化作用，轻视刑罚和暴力的作用，大力推行任人唯贤的政治方略等。三是适度借鉴儒家阐述的君子品格对于培育现代高素质公民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方面要以人民良好的道德素养为基础。另一方面要努力借鉴儒家重德轻刑、任人唯贤、重视教化等以德治国的成功经验，贯彻科学公正的干部路线，建立高效卓越的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造就亿万与泱泱中华大国相称的素质发展全面的现代公民。

2.墨家最早提出的古代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与儒家相比，墨家在历史上提出的朴素法治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法治就是“主张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思想。”墨家的法治思想建立在法天的基础上。墨子和墨家认为，儒家关于人性善良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天下的君王、父母和学者们多为不仁之人，儒家把周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标准更是极大错误，因而儒家建立在人性善良基础上的德治思想虚妄不实。

墨子和墨家认为，上天既是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拥有不可抗拒、赏善罚暴的巨大能力，又是天下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具有最高的道德性，因而只有上天的意志即天志才是宇宙和社会的唯一法则，是衡量天下人和事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

在墨子看来，上天尽管是公正无私、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但是上天毕竟不能直接讲话传授法则，这就需要墨家代天立法。墨子说，上天的意志就是天志。那么天志何在呢？考《墨子》全书，上天的欲恶、主张与墨子的主张和欲恶完全相同。墨家所说的天志，其实就是由墨家祖师墨子本人提出的救治乱世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想，而“兼相爱、交相利”则是墨家天志的根本和核心，也就是墨子和墨家最根本、最高的行事法则。墨子多次阐述历史经验教训，试图说明墨子之志和墨家之法不仅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对于国家的治理和维护黎民百姓的福祉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极端重要性。

墨家法治思想对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儒家倡导的以德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治的好坏系于贤人一身：贤人在位则政治清明，暴君污吏在位则政治黑暗。把政治清明寄托于贤君、贤相、贤臣，而不是依赖法律制度。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法治明显优于人治。人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系缺少相应制度和法律的控制，很容易导致人亡政息和社会动荡不安。与此相反，法治可带来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当前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弘扬墨家的法治精神，坚决清除两千多年儒家倡导的人治思想的广泛而持久的消极影响，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

(三)儒家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与墨家的科学精神可实现优势互补

1.儒家天人合一天道观和方法论的优长及其缺陷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儒家所秉持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它是儒家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天道观、宇宙观和方法论，对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发展发挥着整体性、全局性、规定性影响。

子思的道心惟微、孟子的性善论、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等，都主张心外无物、万物皆备于我、道德决定一切的道德全能观。换言之，儒家认为，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源，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放其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即达到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1)儒家天人合一天道观和方法论的优长

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宇宙观，其优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在儒家“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中，天人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二为一的；人一方面尊天、敬天、畏天，受到天的制约和管束，另一方面又可知“天命”，“通天意”，因此人在处理天人关系上是积极有为、乐观进取的，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在“天道”面前束手无策、消极无为。

二是尊重自然规律、谋求事物平衡状态的整体性思维。儒家本体论的仁、道、理等哲学最高概念，既涵盖宇宙万物，也包含人间万象，具有客观、整体、普遍、绝对的意义。因而儒家天人合一天道观表现为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特点，其优点就是能够迅速把握全局性本质、特点，谋求和促进事物发展的平衡性状态，对全局作出宏观性、全局性、整体性的认识和结论，这有利于世间矛盾和事情的根本性、全局性的解决。

（2）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方法论的缺陷

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心性哲学存在严重缺陷，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消极作用：

一是整体思维观混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差别，极大地缩小了人类的认识领域。

儒家认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原出於天。人固然以自然为根本，而人性乃是后起的特殊性质，绝非普遍的天道。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表面上似将天道说为人性，而实际乃是将人性说为天道，即将人伦义理说成是宇宙的主宰原则。这就导致了将天道陷于拟人化（将天比附于人类）的错误。儒家除荀子、张载等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代表人物都把天（客观世界）人（认识主体）合为一体，混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本质差别，其所谈仁、道、良知、理等，都是能够创生万物的本体论概念。这就必然否认了客观世界的独立存在，加之儒家一贯重视人文知识，轻视科学生产知识，这不仅大大缩小了人类的认识范围，而且阻碍了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探索，影响了儒学的深度、广度和真理性。科学家杨振宁认为，儒家整体思维观是导致“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11]可谓中肯之论。

二是经学思维模式导致真理标准出现重大失误。历代儒学大师即经学家都推崇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强调“经不破注”的传统，讲求“师法”和“家法”，主张在对经书进行章句训诂和阐解时，必须以经书原义为根据，不能离经叛道任意发挥和解释。这种思想认为孔子思想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标准，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导致思想发展的日益狭隘保守和僵化，严重限制和妨碍了思想的创新和真理的发展。

三是非逻辑性的感性化的顿悟和直觉实践活动，影响儒学理论思维的深度和阻碍真理的发现。

儒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非逻辑推理，依靠整体的直觉去认识事物。“天人合一论”先验地认为，一切主客观世界、一切外部世界都存在于内心，只要发现和光大内心存在的善性、德性、良知，就能够了解宇宙万物，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就可以成为仁者、智者、圣者，这种错误地认识方法，必然关闭人们认识外部客观世界的大门，妨碍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另外，儒家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决定了求知的方向、范围和重点，也影响到儒学向科学真理的发展。儒家把人生的全部学问归结为读书问学、修身养性、树立道德心，通过道德实践成为仁者、圣者、达到内圣的境界，而其他知识在他们看来，都是与社会人生大道不能比拟的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儒家重社会、轻自然；重道德、轻技术；重人文（人文精神就是以人间的世俗事相为中心）、轻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天道远，人道迩。）总体特征就是以伦理和政治为中心。这都显著地影响了儒学理论思维的深度，阻碍了儒学对真理的研究和发现。

2.墨家天道观、思维方式等所包含的科学精神相对儒家的优长及其现代意义

墨家学派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科学精神的学派。与儒家比较，墨家的宇宙观、社会观和思维方式更具有科学精神，可与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思维方式构成互补。

（1）墨家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与自然科学成就及其优长

A.墨家的认识目的是科学先进的

墨子所说的“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12]即通过研究辩学的形式、规律和方法，能反映概括万事万物的面目与根源，谈论探求各种言论的利弊得失，为辩论者提供正确认识世界和论辩争鸣的工具。

B.墨家认识的对象是科学的

墨家主张“天人相分”的“天道观”、宇宙观，区分了天道与人道、主体与客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明确认识到，虽然天道与人道、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密不可分，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别，作为认识对象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就为人们的认识走向真理的方向铺平了道路；

C.墨家关于真理的标准是科学的

什么是真理？儒家认为，上天的启示和圣人的言论就是标准。墨家则提出“三表”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3]第一表就是闻，去读圣王之书，向过去了解古时圣王的事迹；第二表就是“亲”，向下面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第三表就是“用”，即把认识当作刑法政令，实行之后看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三表”所说的，分别是“古时的经验、”“民众的经验、”“过去的事功”与“今天的政治实践”。可见，三表的实质就是以经验（第一、三表是间接经验，第二表是直接经验）即实践作为判断人们认识真伪的标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科学论断。

D.墨家认识真理的途径是科学的

墨家既然区分了天与人、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就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认知领域。墨家认为，只有积极广泛地参加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才能探索研究所有未知领域，并从中求得真知；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企图通过顿悟和灵感发现真理，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E.墨家发现并且创立了认识真理的工具-墨家逻辑

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真理的思维工具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而且辩证逻辑又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墨家发现和创立的墨家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大方面，其中形式逻辑比较完整。墨家形式逻辑研究和论证了形式逻辑中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几乎所有问题，且有完整准确的归纳和表述。孙中原认为，墨家逻辑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西方逻辑、印度的因明逻辑，共同构成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墨家逻辑也是探求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在思维形式和规律论方面，思辨与西方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4]因而“在整个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5]

F.墨家的自然科学成就成为墨家科学精神的光辉体现  

墨家通过墨辩六篇，发现和归纳出接近近代自然科学大门的关于数学、物理学、力学和光学等一系列自然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发现即使从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也堪称科学先驱。

墨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杨向奎先生认为，“研究古希腊时期的重要科学著作，《墨经》全不比他落后，而且时间比他早，内容比他精。”“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16]张岱年先生评价说：墨家学说“是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卓越的价值。”“我们应当发扬墨子的救世精神 、科学精神。”^[17] 他特别指出，“西方近代初期打破了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统治，于是近代实证科学诞生了”,中国直到清代，“以理学为形式的经学仍处于统治地位，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原因之一。”^[18]

(2)墨家科学精神的现代意义

一是发扬墨家的科学精神可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科学技术“现在看来”“恐怕是是第一生产力。”^[19]上世纪下半期，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已经占据决定性地位，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实现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宏伟战略，必须全面弘扬科学精神，极端重视和加强科学技术事业的长远全面发展。

二是可以弥补儒家天人合一的经学思维方式的严重不足，深化我们民族理论思维深度。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古代自然科学领域，就形成了一种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忽视甚至缺乏实验、逻辑归纳和系统理论总结的倾向，直接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深度也带来负面影响。”^[20]我们今天研究和弘扬墨家的科学精神，就可以弥补儒家学说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补足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短板。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儒墨互补采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标准对所有既往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样式进行批判继承。中共十八大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建设中华新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也必然是批判继承包括儒墨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科学标准。

以社会主义很近价值观作为基本衡量批判标准，我们认为，儒家与墨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儒家的公正思想与墨家的平等思想；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墨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与墨家的科学精神。其中公正、平等、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要求；道德应该就是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的爱国、敬业、诚实、友善四个具体要求的概括；而儒家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和墨家的科学精神，也都是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关于建立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

 

儒家的公正、道德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内容，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平等和法治问题，而且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存在严重缺陷；墨家公正和道德思想不如儒家的系统、全面、深刻，但对平等和法治问题有较多深刻论述，而且墨家在宇宙观、认识论、逻辑学方面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样儒家和墨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儒家的公正、道德思想和天然合一的思维方式，墨家的平等、法治思想和充沛的科学精神，都应是我们建设中华新文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重要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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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云山. 价值观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OB/EL]. 新华网. 201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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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孙中原. 撰墨子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91, 367.

[14]孙中原.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A]. 王裕安主编. 墨子研究论丛（第五辑）[C]. 济南: 齐鲁书社, 224-336.

[15]孙中原.墨学与现代文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87.

[16]张知寒主编. 墨子研究论丛（第一辑）[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40.

[17]张知寒主编. 墨子研究论丛（第一辑）[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30, 54, 42.

[18]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316, 38.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75.

[20]秦彦士. 略论《墨经》与中国自然科学[A]. 张知寒主编. 墨子研究论丛（第三辑）[C].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47.

 

说明：本论文主要是山东省社联课题（2012-2015）的第二大部分的缩写，原课题8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