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今人称为鲁班的这个历史人物在学术界历来颇具争议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他的生年、里籍、个人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定位等。虽然争论仍在持续，短期内也难有彻底止息的迹象，但是，相关的学者已经整理出一些客观的史实并以此达成了部分共识。比如：他在先秦时期被称为“公输盘”、“公输般”、“公输子”、“般”等；汉以后，始有“鲁班”、“公输般”并称，并出现“两人说”和“一人说”，后经历代多位著名学者的共同考证，“一人说”成为主流①。既然鲁班即是公输盘，那么考订他的生年和里籍就有了基本的依托。

关于里籍，离公输生活年代较近的东汉经学家赵岐在注《孟子》时指出：“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鲁昭公之子。”《鲁班书》则记载：“鲁班是鲁国人氏，姓公输子，法名班。”由此我们可以作初步的推断：公输盘生于或者主要生活于鲁地，所以，人称鲁班。事实上，从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对鲁班是古鲁国人这一点是基本认同的，但是在先秦时期鲁是一个很辽阔的地域范围，他具体生于鲁国的何地那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

关于其生年，根据《墨子》、《礼记》等典籍的记载，公输和墨子、季康子等人曾经有过直接的交往，所以他与墨子、季康子为同时代人当可无疑。但是，季康子的生年本来就无法确定（卒年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公元前468年），墨子的生年也颇具争议性。所以，鲁班的具体生年的确定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一个问题是，“鲁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如果他与“公输盘”真是同一个人，那么，根据《墨子•公输》的记载，如果说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话，作为他的对立面，“公输盘”是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军火商或者是一个道德贫乏的科技至上主义者？果真如此，我们今天对鲁班的道德定位岂不是名不符实？

本文拟以《墨子》中《公输》、《鲁问》二篇为主要依据和起点对以上问题进行简要的辨析。

一、 鲁班于何年生于古鲁国的何地

《墨子》涉及鲁班的两篇中，记录其言行最为细致、传神，对本文的立论最为重要的是《公输》篇。然而，该篇浓墨渲染的墨子“止楚攻宋”一事，有学者指出正史并无明文记载，是否可靠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所以，本文先对该项史实的可靠性进行必要的说明。

“止楚攻宋”一事按照孙治让在《墨子年表》中的考定，是发生在楚惠王五十年（即公元前439年）以前，后来更有学者考证具体是发生在公元前444年，左丘明卒于公元前451年，如果《国语》和《左传》真是左丘明所著②，当然不可能记载其言、其事。《史记》也确实没有为墨子单独立传，但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却有“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共24字的记载，字数虽少，却是非常重要的史料。③它至少批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盖墨翟宋之大夫”是说墨子做过宋国的大夫（有可能就是宋国人），也有可能是因为墨翟为宋国做过事（比如“止楚攻宋”），所以，被人误认为是宋国的官员。其二，“善守御”说明史迁时代的人对墨子和墨家的特长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精湛的守城技术，这一点在《公输》和《备城门》以下诸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既可以说明汉代人对墨子的事迹比较熟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公输》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

除正史中的少量记录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旁证加以证明。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除正史以外的其他文献作为参考，比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和《尸子》等，这些典籍的史料价值也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公输》所载事件发生和发展的特征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比对看是否与当时的社会情态相吻合，这也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的旁证。为了形成一种直观的对比，我们将几部文献所记录的同一事件同时列举出来。

《墨子•公输》的记载是（共757字）：

公输盘为楚为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吕氏春秋•爱类》的记载（225字）为：

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

《淮南子•修务训》描述（233字）为：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民剉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

《战国策•宋卫》中记载（329字）为：  

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藉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雲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

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尸子•止楚》记载（330字）为：

公输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赴于楚，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般，曰：“闻子为阶，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胡不已也。”公输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此为窃疾耳。”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溢，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从以上五篇的内容来看，繁简不一，文风各异，但记录的显然是同一件事。众多的文献都记载同一件事，隐然证明这是一个真实而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除《公输》是墨家弟子的记述可能添加一些情节对墨子有所溢美之外，其余四篇基本上是站在旁观者甚至反对者的立场陈述事实。有学者认为《公输》可能完全是墨家弟子的杜撰，其它文献则是对《公输》的抄袭。如果真是互相传抄，出现遗漏或者繁简差别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同一物品出现绝然不同的称谓则不大可能。比如对鲁班所造的攻城武器，《墨子》和《淮南子》称之为“云梯之械”，《吕氏春秋》称“高云梯”，《战国策》称为“机”，《尸子》中则称为“蒙天之阶”。又比如对鲁班的具体称呼，只有《公输》称之为“公输盘”，《淮南子》中则“公输”与“公输般”并举，《吕氏春秋》、《战国策》、《尸子》皆称“公输般”。出现这样的差异，很显然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方音的人对同一真实事件的口头转述，最终将这种差异以文字形式留存下来，而不大可能是对同一文献的传抄所致。此外，可以间接证实这一历史事件的至少还有以下文献：《墨子•鲁问》、《墨子•耕柱》、《吕氏春秋•慎大》、《<史记•孟子荀卿传>集解》、《<后汉书•张衡传>注》、《太平御览》等等。

那么在墨子青壮年时期（只有在青壮年时期才能有体力胜任十日十夜不眠不休的千里奔袭）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呢？这首先要确定墨子的生卒年月，作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478年—公元前395年（下文将叙述作者推断的依据）。如果止楚攻宋一事发生在墨子25岁—45岁之间而且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极有可能，反之则是不可能的。按照孙治让在《墨子年表》中的考定，此事发生在楚惠王五十年（即公元前439年）以前，此时墨子不到39岁，正当盛年，在体力和社会阅历上是能够胜任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否具备发生这件事的政治条件呢？从《非攻下》、《节葬下》等诸篇可看出，其时正处于齐、晋、楚、越四强争霸的年代。野心勃勃的秦王正忙于向西拓展势力，齐晋内乱不已，但晋国还未三分，越灭吴之后，正在巩固东南。在南方一家独大的楚国乘机开拓疆土，先蚕食长江流域的其他小邦，巩固南方后再向北方扩张，进而问鼎中原是当时的统治者自然的大国战略思维。史书记载，公元前4 4 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国成功地灭掉了蔡国。那么，在楚王看来，经过五到七年的休整和认真的战争准备，加上又有了新式的攻城武器，一举灭掉宋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所以才廹不及待地要发动这场侵略战争。这样看来，墨子的年龄和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都符合上演“止楚攻宋”大戏的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的真实性。

以上确证了《公输》记录的墨子“止楚攻宋”事件的真实性，那么以此为依据所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必然是令人信服的。

按《公输》篇的记载，墨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的目的是要楚王放弃侵宋的企图。可是，到楚国之后，墨子却先去见公输盘，说明二人早就相识；见面即要求公输为他去杀人报仇，证明二人相当熟稔而且颇有情谊①；通过设问引公输说出“吾义固不杀人”，从而成功地说服对方，说明他深知公输的性格、品质和个人的道德信念。要做到这一点，二人必须有经常沟通的机会，这样他们的长期居住地就不可能相距非常遥远，从《鲁问》所记载的事件也可以印证这一推断。以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说要达到班墨二人的情谊所需要的交往和互动的频度而言，二人的长期居住地相距应该在30公里以内，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50公里。这样，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公输班与墨子相邻而居，交往和互动频繁，颇有同乡和同行情谊，知道了墨子的里籍，公输的里籍也就不远了。

关于墨子的里籍，曾经有“宋人说”、“楚鲁阳人说”、“鲁人说”、“齐人说”、“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等。最近十余年影响最大的是“东鲁说”②即“山东滕州（属古鲁国）说”。已故著名墨学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连续发表《墨子里籍新探》、《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等数篇论文，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小邾国，即今之山东滕州。小邾先为宋的封地，后来归属于鲁国，故墨子是鲁国人。张教授的依据是：第一，顾颉刚认为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即伯夷）之后，目夷是人名、封号，也是地名，《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狐骀，邾地，鲁国番县东南有目夷亭。”在古代，台、骀、胎等，均与夷同音，《滕县志》所记之“狐骀山”或者“目台山”即“目夷”之讹。第二，古夷、尸（人）是一个字，“仁学”即“人学”或“夷学”，“夷”转音为“邾”，墨儒同源皆出自“邾娄文化”，“娄”转音为“鲁”，后又称“邹（邾）鲁文化”，墨子学说也确实继承了“邹鲁文化”的精华；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的科技成就正是从工匠的实践中总结而成；墨子的生活习俗，从所穿的衣服鞋履来看，都是邾娄族所制。第三，大量实物遗存的佐证：滕州境内尚有大量与目夷相关的文物古迹，如目夷子墓、染山、木石（台）镇附近的东台（夷）、西台（夷）、南台（台）、北台（夷）、目台山、目夷亭、沂（夷）河等。张教授的观点得到匡亚明、任继愈、杨向奎、蔡尚思④等国学专家的大力支持，费孝通、张岱年对山东的墨子研究工作也表示赞赏。③

既然班墨同为鲁人且比邻而居，假如墨子的故里是今天的山东滕州，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鲁班也是山东滕州人。

那么，鲁班的生卒年月该如何确定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鲁问》所记载的二人的两次比巧。

第一次比巧：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第二次比巧：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根据这两次比巧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测：第一，班墨二人由于比邻而居，既有同乡之谊又加惺惺相惜，所以，二人是经常有交流的；第二，两人都处于青壮年好胜心强的年龄阶段，尤其是公输班似乎好胜心更盛，本文依此推断，班墨二人的年龄不大可能相差悬殊，至少不像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相差40岁以上。

目前对墨子的生年，能够达成全面共识的只是：墨子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至于具体的年代则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观点：

其一，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墨子生于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卒于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

其二，方授楚《墨学源流》一书定为公元前490—公元前403年。

其三，《辞源•墨翟条》云：“公元前478—前392年,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

其四，《辞海•墨子条》采用孙诒让的观点：“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

其五，《河南历代名人辞典•墨翟条》定为约公元前480—前429年。

其六，詹剑峰在《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中指出:“墨子的一生大约活动在公元前468年至388年这八十年之间”。

其七，李树桐在《墨子生卒年月考》中考定墨子的生年为公元前496—492之间，卒年为公元前407—403年之间。

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差异不大，其立论都能自圆其说，但都只是推测，虽各有其可取性，亦难免有误差，所以，对这七种观点作一个简单平均也许离真实的值是最近的。得出的结果就是墨子约生于春秋末即公元前478年，卒于战国初约公元前395年。如果班墨二人相差20-40岁，则由此推测鲁班的生年大约是在公元前518年至公元前498年之间，如果，鲁班也能象墨子那样活过80岁则他的卒年可以推测大约是在公元前438年至418年之间。

二、鲁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民间口碑相传的鲁班一直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不仅技艺精湛而且集所有劳动者的美德于一身；可是《公输》记载的鲁班却似乎是一个只懂技术不懂政治，道德观念贫乏的莽夫，甚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棍。那么，哪一个鲁班才是真正的鲁班？鲁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造成这种混乱认识的主要还是《公输》，所以，我们还是从《公输》入手讨论这个问题。纵观《公输》全文，招致对公输恶评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他助纣为虐，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为楚国制造了侵宋的工具----云梯；其二是当他与墨子在楚王面前沙盘推演攻守失利之后，竟然想到要通过杀死墨子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以今人的观点看来，鲁班为侵略者制造武器这件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污点，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认真细致地研读原文并参考其它相关的文献，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春秋战国时期，匠人属“下作”之行，鲁班作为一个工匠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对于国家大事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到楚国后，他作为一个外国的工匠更是如此。对他来说，当时只是应楚王之请，埋头钻研技术，解决攻城的技术难题，至于是否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对谁发动战争本来与他无关。难能可贵的是当墨子提出“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时，他坚决地宣示：“吾义固不杀人”。说明他做人是有原则的，绝不会乱杀无辜。而墨子有备而来，利用策略说服公输，是因为早知公输的为人，通过语言的技巧必然可以逼他说出“吾义固不杀人”这句话。“春秋无义战”，以楚王为代表的统治者是不可能把“义”放在其行为取舍的首位的，最终折服他的还得靠实力。所以，坚守“吾义固不杀人”的鲁班与宣称“不然，公输班为我为云梯，必取宋”的楚王之间，其道德水平的高下是有明显区别的。事实上，听完墨子一番义正词严的劝诫之后，鲁班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墨子“胡不已乎”的请求，是因为他面临道德上的难题：继续制造云梯是为不义，停止制造却是失信于人（即楚王或称为荆王）。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首鼠两端的小人，而是一个审慎周密、知错能改的忠厚长者。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鲁问》中的记载来进一步印证。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以上这段对话显然发生在“止楚攻宋”之后，鲁班虚心向墨子请教对“义”与“得”（即“利”）的看法，推心置腹地交流对“止楚攻宋”一事的心得，隐含忏悔。鲁班比墨子年长至少20岁（一说是40岁以上），却能向墨子认错，可见他确实是一个知错能改、宽厚诚实的长者。同时，也使我们对《公输》中关于墨子推测公输欲杀人取胜的情节产生怀疑。事实上，在《公输》中，当墨子提出“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的推断以后，并没有记述公输的反应。表面看来，这样是把公输阴谋杀害墨子一事做成了铁案，可以更进一步反衬墨子的英明果敢。其实不然，既然记述者故意剥夺了当事人公输在文中申诉的权利，那么，这件事情（公输阴谋杀害墨子）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我们看到，在《公输》中称“墨子”为“子墨子”，显然是墨家弟子所述、所记，虚构一些情节以进一步烘托墨子的高大形象也在情理之中。参看《吕氏春秋》、《战国策》、《尸子》等书对这件事情记载，我们发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提到了演示攻守的情节，但未提公输欲杀人一事；《战国策》和《尸子》则连班墨演示攻守的情节也未提到，墨子成功全靠的是三寸不乱之舌，是语言和逻辑的魅力，是“义”胜而非“力”胜。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推定，在墨子“止楚攻宋”一役中所谓“公输欲杀人取胜”一节是墨家弟子的臆测或者杜撰，目的是提高墨子的威望，以宣扬墨家的学说。

那么，当如何客观地看待鲁班呢？

鲁班和墨子一样都是春秋战国之交颇负盛名的能工巧匠，如果单纯从技术来看，鲁班胜过墨子。这不仅符合中国丰富多彩的鲁班传说，即使依据墨家弟子在《鲁问》中的记述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上文我们提到《鲁问》中的两次班墨“比巧”，表面上结果都是墨子胜过了鲁班，实际上，从技术的角度看，公输根据战争实践的需要发明“舟战钩强”以及“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与墨子在须臾之间削成“三寸之木”的“车辖”在创新性和技巧性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墨子每一次的取胜都是胜在义理，而非技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所以，他们的价值取向也有较大的差别。墨子虽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处于地位较高的士阶层，鲁班则只是一个技术高超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这就决定了二人对技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墨子偏重从功利论伦理的立场评价技艺，强调技术的社会道德价值，鲁班则似更看重技术的提高并认为技巧本身就有价值。

在人格特征上，鲁班是一个刻苦钻研技术，有创新精神的实干家兼发明家，政治上比较幼稚，但并非不辨是非，助纣为虐，而是心地善良，坚守道义原则，决不乱杀无辜；它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找到应对的策略，但并不是一个不择手段，习惯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按照著名墨学专家孙中原的观点：“鲁班和墨子同辈同时，也基本上同专业，两人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鲁班以手工操作为职业，钻研技巧，精益求精，集工匠、大匠师、技术家、发明家于一身，把工匠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而墨子崇尚科学，以人为本，兼通工匠技巧，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家。班墨二人，一个善于实践，一个善于总结，才使得当时的许多发明创造流传于后世。”

综此，本文对鲁班作出正面的综合评价：鲁班是个敬业爱岗、技艺精湛的巧匠；极具智慧、创造发明的能手；为人正直、坚守道义的长者；知错能改、从善如流的君子。

三、 鲁班研究的现实价值

鲁班研究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鲁班研究对诸子思想研究、国学研究甚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具体的内容还是在方法的完善上都是有益的补充。

中国的学术研究历来有重视经典文献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对于民间资料和体力劳动者的重视则明显不足。鲁班和墨子都是有技艺的工匠，在对技术进步和民间的影响力上，鲁班甚至超过墨子。但是，由于墨子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就多一些，研究成果也较多。鲁班只是个工匠，属于典型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对他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将社会人群进行简单的两分，即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在他们的眼中，前者为高尚而雅者，后者属低贱而俗者。这样，中国的文化史就应该是两部，一部是属于“劳心者”的，另一部则是属于“劳力者”的。目前的文化研究明显畸重前者，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开展对以鲁班为代表的劳动者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往的偏颇起到补偏纠弊的作用，扩展学术研究的视野，丰富和完善学术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鲁班研究与墨子研究联系起来，可以起到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作用。上文我们根据《墨子》的公输、鲁问二篇对鲁班的生平所进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通过鲁班研究也可以为墨子研究提供丰富的旁证。虽然鲁班及其弟子都没能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光辉思想和卓越成就，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其非凡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民众基础大多以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其史料价值肯定不如经典文献，但是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是可以分离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利用班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可以为墨子研究提供一些有力佐证。

第二，鲁班精神的现实价值。鲁班精神的本质是科学精神，其核心内容包括尊重科学的态度、敢于创新的勇气、自我反省的魄力和乐于奉献的胸怀。学习鲁班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社会风气，通过增强科技实力从而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从明清之际开始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疲态尽显，时至今日仍然未能挽回其劣势。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汉以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的基本是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以儒家为代表极端推崇“形而上”的“道”，对“形而下”的“器”则采取蔑视的态度。科学技术成为君子不屑为之、等而下之的“奇技淫巧”。在这种氛围下，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都埋头故纸堆中，研究圣贤的微言大义，甚而空谈“心性”，终于导致中华民族在西方科技的落后并险些堕入亡国灭种的绝境。研究鲁班可以提醒国人要尊重科学并且重拾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足勇气赶超科技领先的美欧。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创新是鲁班精神的灵魂。鲁班善于观察和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极具首创精神。鲁班以他的创造发明，聪明才智，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树起了一座丰碑。鲁班精神为各个时代不断地补充、丰富、弘扬和传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只有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我们才能赢回我们失去的辉煌。

此外，批判和反思精神也是鲁班精神的重要内容。鲁班之为鲁班不仅在于他在技术上的成就，而且在于他人格上的魅力。鲁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可贵的是他知错能改，有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止楚攻宋”一役，他在墨子的开导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不顾及自己作为年长者的体面，虚心地向墨子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正是在这种理性反思的基础上，鲁班后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民生技术的开发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通过学习和研究鲁班有助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自我批评意识，弘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