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非乐论”是墨子文艺思想的亮点。迄今为止，文学批评史家对墨子“非乐论”的评价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人认为墨子“从极端狭隘的功利观点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文艺存在的必要性。”有人认为“墨子并不止反对儒家推行的贵族乐制，而是连农夫所为的瓴缶之乐也不能容忍。农夫在辛勤劳动之余敲击瓦盆而歌，这和贵族享受的豪华音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墨子同样认为它会妨碍生产，主张加以抛弃。由于对音乐的绝对否定，墨子的批判也就不能击中儒家礼乐制度的要害。”本文从四个方面从新评价了墨子的非乐论：一，墨子“非乐”的依据和理由：本文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论述了墨子“非乐”的原因，指出非乐是针对王公大人的演奏音乐，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前提的。非乐论既有广阔的现实背景，又有三代暴君因沉湎音乐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二，应当如何论价墨子的“非乐论”：本文指出，墨子承认音乐具有美感作用，而且墨子本人就是善于吹笙的能手，墨子的“非乐”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音乐的价值或取消音乐的存在，他所反对的是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大搞音乐演奏。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像三代暴君那样“薾为声乐，不顾其民。”墨子并没有“绝对否定”音乐，他对于古代圣王在事成功立之后而制礼作乐，没有丝毫的非议，而且列举了不少古代乐舞的代表作，对于程繁所提出的音乐的功能：即“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瓴）缶之乐”等等，墨子也没有提出异议，怎么能说墨子“连农夫所为的瓴缶之乐也不能容忍”呢？三，用实践的观点来检验墨子的“非乐论”：作者引六朝史料为证，论述了六朝的统治者如何在新声艳曲的歌声舞影中而亡国的，陈后主也是在一曲《玉树后庭花》中终结了他的王朝，落得个“玉树歌残王气终”的下场。墨子的歌舞亡国论不但得到历史的检验，而且他的“非乐论”直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四，如何看待墨子“非乐论”的局限：墨子的非乐论是有局限性，其主要局限在于，他把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对立起来，只看到音乐妨碍生产、劳民伤财的一面，没看到音乐的教化与和同人心的作用。尽管王公大人所喜爱演奏的音乐，很可能就是郑卫之音与桑间濮上之音，墨子的“非乐”却没有加以区别，这就削弱了墨子非乐论的说服力。在《三辩》篇中墨子说：“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这就流露出墨子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引言

墨子的文艺观点，引起文学批评史家注意的是他的尚质、尚用、“先质而后文”（刘向《说苑·反质》引墨子语）为其特点。但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亮点还不在于此，笔者认为墨子文艺思想的真正亮点是他的“非乐论”。墨家所以能够与儒家并列，成为先秦时代的“显学”，以致形成天下非儒即墨的局面，不仅与他倡导的“兼爱”、“非攻”有关，而且与他的“非乐论”有密切的关系。现存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墨子“非乐论”的评价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倾向是对非乐论的进步意义谈得太少，而对其保守性、狭隘性等局限谈得过多，没有把“非乐论”放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去考查，对于“非乐论”的理论价值和影响没有给与注意，没有用实践的观点来检验这一理论，这样势必影响到对“非乐论”作出准确而全面的评价。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些论述。

一  、墨子“非乐”的依据和理由

墨子提出“非乐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的，《非乐上》开篇开宗明义的说：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此段说得非常清楚，墨子并不否定音乐具有美感作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都能给人愉悦的享受，正像吃美味佳肴使人感到甘美一样；墨子所以非乐，是认为进行音乐演奏与欣赏活动，必将“亏夺民衣食之财”，对人民有害而无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即为，不利人即止”是墨子考虑一切问题的大前提，也是他的总的原则和出发点，这是自虞夏以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墨子生活的时代早于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孟子，后人把“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概括为民本思想，这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光辉思想，用现在的话说这种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这种光辉的思想也正是墨子“非乐论”的前提和指导思想。

墨子在《非乐上》中谈到“为乐非也”凡七次，而且“非乐论”的矛头直接指向“今王公大人”。他指出当今的王公大人为了演奏音乐，必将向万民聚敛很多钱财，用来制造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各种乐器，而这类乐器并不像古代圣王制造的舟车那样，有实际的用处，“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息其肩背焉。”制造舟车即便是万民拿出钱财给予圣王，万民也是乐意的，因为制造舟车符合万民的利益。制造乐器供王公大人享受，并不符合万民的利益，这是墨子非乐的一个理由。

墨子又从人民的“三患”出发，提出他非乐的第二个理由。所谓“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这“三患”都是人民的切肤之痛，不解决“三患”，人民便无法生存。如果不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而去“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非乐上》）更何况墨子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安定团结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充满着战争、掠夺、欺诈和社会极度混乱的时代。用墨子的话说，这是一个大国攻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非乐上》）的时代，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王公大人聚敛万民之财，大规模的演奏音乐，“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认为这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乐上》）是丝毫无补的。这是墨子“非乐”的另一个理由。

王公大人要演奏音乐，并不是自己动手来“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扬干戚”，而是要役使乐工来为他们服务，而且这些乐工必然不能用年老迟钝、耳不聪、目不明的人，必须使用年轻力壮、手脚敏捷、耳目聪明、眼睛灵活的人。如果使男人做这些事，就要浪费男人耕田、栽树、种菜的时间；如果使妇女做这些事，就要荒废妇女纺纱、绩麻、织布的事情。这是墨子从劳民伤财、浪费劳动力的角度来非议音乐演奏的，是他“非乐”的第三个理由。

演奏音乐还要有观众和听众，王公大人坐在高台厚榭之上独自欣赏也自觉索然无味，还要有人来陪同他一起欣赏，不是与君子一起欣赏，就是与贱人一起欣赏。“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非乐上》）今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亏损夺取百姓们吃饭穿衣的钱财，而用来击打的乐器又如此之多，所以演奏音乐是不对的。这是从耽误听众观众从事的角度，来“非乐”的第四个理由。

演奏音乐必须养一批演员，墨子以齐康公组织演员跳《万舞》为例，来论证“非乐”的第五个依据：跳《万舞》的人不可能穿粗布短衣，不可能吃粗糙的糟糠，饮食不美，演员的面目颜色就不好看了；衣服不华丽，身体动作就不美了。因此演员们“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这些人平常不从事于生产衣食之物，却常常吃穿别人生产的东西，这就势必耗费别人的衣食之财，所以说“为乐，非也”。

墨子又从列举天下各类人等的本职份内之事的角度，来论证演奏音乐是有害的。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依靠自己的本能生存，人却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而且各人有各人的份内之事：“君子不强听政，则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府库，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制麻丝葛绪，綑布縿，此其分事也。”如果这些人喜欢听音乐，王公大人就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也。”士君子就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府库，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喜听音乐的农夫，“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爱听音乐的妇人，“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制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所以墨子认为“为乐，非也”。这是墨子非乐的第六个理由。

《非乐上》的最后一段，墨子由现实的考虑转向历史的反思。他总结了历史上有为的帝王，在律令和重要典籍中的“非乐”观点，又总结了荒淫无道之君，由于沉湎音乐荒政亡国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非乐”的依据。墨子说：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乎！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当作：“启子”，夏启之子为武观，引者注。）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式）；下者，万民弗利。

这段文字比较难解，现据拙著《墨子译注》，译文如下：商汤所作的《官刑》中有这样的记载。里面写道：“经常在宫中跳舞作乐，这就叫巫风。其惩罚是：君子要交出丝两束，小人加倍，交出两匹丝帛。”《黄经》记载说：“哎呀！舞蹈洋洋，乐声很响亮，上帝不保佑，九州因而灭亡。上帝不顺心，降下许多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演奏音乐啊。《武观》中写道：“夏启的儿子纵乐放荡，在野外大肆吃喝，锵锵锽锽，官弦和磬声一并交响，把饮食输送到野外。《万舞》整齐悠闲，声音显闻于上天，上天不把它作为法式。”所以，在上，上天、鬼神不把它作为法式；在下，万民没有得到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逐段对墨子的“非乐论”进行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非乐”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他运用“墨辩”的论证方法，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论述了“非乐”的依据和理由，在墨子以前的论说文中，其逻辑性和思辩性，是少有伦比的。

二、应当如何论价墨子的“非乐论”

我们今天来论价墨子的“非乐论”，首先应当把它放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去考察。墨子生活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当时“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节葬下》）那是战争频仍、天下大乱、人民处于水火倒悬的时代。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非常低下的，一人不耕，就会有几人之饥；一人不织，就会有几人之寒。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状况下，王公大人在搞什么音乐演奏，那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同冰上加霜。对于力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子来说，那就不能不持反对的态度。

余友张少康先生认为：“墨子从能否解决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是否‘中万民之利’为标准，去评价文艺，因此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墨子正确地看到了当时文艺为统治阶级所独占，成为其享乐工具的状况，批评了儒家的《诗》、《书》、《礼》、《乐》，认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同时有从极端狭隘的功利观点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文艺存在的必要性。”（《先秦两汉文论选》）几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类似的看法，可见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还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墨子的“非乐”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音乐的价值或取消音乐的存在，而是非议王公大人的音乐演奏。墨子承认音乐具有美感作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都能给人愉悦的享受，这就对音乐的存在肯定了其合理性。据有些书籍记载，墨子本人就是一个会吹笙的能手，《吕氏春秋·贵因》篇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所谓“因”，就是因时因地因势以作权宜之计。墨子是主张“节用”、“非乐”的，但为了止楚攻宋的一时权宜之计，他只好衣锦吹笙而见楚惠王。）又《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这两条记载，一方面说明墨子是因宜适变的人，另方面也说明墨子并不绝对反对音乐，不然他的吹笙就不可理解。墨子的“非乐”有特定的条件和限定性。据《墨子·鲁问》载：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这说明墨子并没有把他的“非乐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当他进入“憙音湛湎”之国的时候，他才用“非乐论”来针砭时弊，而且“非乐论”的矛头始终对着把音乐作为享乐工具的“王公大人”。在《非乐上》一篇之中，墨子五次点到“王公大人”的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公大人”演奏的乐舞规模有多大，墨子没有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情理推测，在孔子时代竟然在卿大夫之家出现了“《八佾》舞于庭”的情况看，“王公大人”演奏的乐舞，其规模不会小，齐康公演奏的《万舞》，肯定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在人民食糟糠的时代，墨子反对王公大人演奏音乐，是理所应当的。

墨子的“非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艺术或取消艺术的存在，他所反对的是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大搞音乐演奏。用墨子的话说，他所反对的是像三代暴君那样“薾为声乐，不顾其民。”他的“非乐”观点，在《公孟》篇中也有所流露，《公孟》篇云：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我们再联系《非乐上》的最后一段论述，大体可以看到墨子的“非乐论”不仅有深厚的现实依据，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墨子总结了“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的亡国教训，也看到了许多“国家憙音湛湎”以致荒政误国的现象，从而提出他的音乐亡国论。墨子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其警戒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墨子虽然出身于小手工业者，但他却读过《诗》、《书》等古代典籍，他在《墨子》中引《诗》达二十多处，又多次称述圣王的遗训，《尚书》中的《周书·酒诰》他必然读过。周初居住在殷墟的殷民，有聚众饮酒的风气，康叔因鉴于纣王纵酒逸乐而亡国的教训，因作《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是说：有聚众饮酒者，你们统统把他们抓起来，不要让他们跑掉一个，统统绑起来押送到京师，我将择其罪重者而杀之。这是殷鉴不远因时因地制宜而对聚众饮酒采取的断然措施，无人对此进行非议，为什么指责“非乐论”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呢？

友人蔡钟翔等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一）中指出：“墨子并不止反对儒家推行的贵族乐制，而是连农夫所为的瓴缶之乐也不能容忍。农夫在辛勤劳动之余敲击瓦盆而歌，这和贵族享受的豪华音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墨子同样认为它会妨碍生产，主张加以抛弃。由于对音乐的绝对否定，墨子的批判也就不能击中儒家礼乐制度的要害。……非乐论是和节用论直接有关的，非乐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节用。……但单纯地节用毕竟是一种消极的经济政策，因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也要改革束缚生产力的旧的生产关系），不应该片面强调节约消费，更不能摒弃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而墨子恰恰是把这种思想引向极端。他认为，必去‘六辟’，也就是‘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贵义》），才能成为圣人。根除了这些情感和欲望，安于保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当然也就取消了对音乐以及各种艺术的需要。这就是非乐论的深刻的思想基础。”

为了探索一下墨子是否对音乐持“绝对否定”的态度，是否“连农夫所为的瓴缶之乐也不能容忍”，我们有必要征引一下《墨子·三辩》篇的原文：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韶》。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从上引文字可以清楚的看到，墨子并没有“绝对否定”音乐，他对于古代圣王在事成功立之后而制礼作乐，没有丝毫的非议，而且列举了不少古代乐舞的代表作，对于程繁所提出的音乐的功能：即“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瓴）缶之乐”等等，墨子也没有提出异议，怎么能说墨子“连农夫所为的瓴缶之乐也不能容忍”呢？所谓文学艺术的功能，不外两点：一是教化功能，一是娱乐功能。对于把音乐当作享乐工具的王公大人来说，他们所看重的大概只是娱乐功能。比墨子大约早生一百年左右的孔子，他已感到古乐已经受到新乐的冲击，所谓新乐，无非是“郑卫之声”或“桑间濮上之音”，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所以孔子主张“放郑声，郑声淫。”（《论语·卫灵公》）到了战国时期，郑卫之声则更加流行，而且统治阶级很欣赏它。战国时的魏文侯曾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声，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礼记·魏文侯》）魏文侯还是一个有政绩的贤明之君，连他对郑卫之声都如此感兴趣，那些“憙音沉湎”的王公大人，他们所欣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也就可想而知了。据此可以推断，墨子所反对的王公大人所演奏的音乐，很可能就是他们所醉心的“郑卫之声”或“桑间濮上之音”。

三、用实践的观点来检验墨子的“非乐论”

上文已经指出，墨子非乐论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音乐亡国论，这是墨子第一个提出的观点，他是从三代暴君亡国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不仅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且可以说是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具有历史的垂戒作用。如果把音乐亡国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检验，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在历史上是应验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六朝（３１７～５８９）时期一代代的王朝是如何迅速灭亡的，再联系六朝时期新声艳曲的盛行，由于统治者沉湎于歌舞享受之中，使得江山易主像走马灯似的，一代王朝的平均寿命不到五十年，这些短命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醉心于歌舞所造成。请看有关的史料：《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引梁裴子野《宋略》云：“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乱俗先之以怨怒，国亡从之于哀思。扰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弥漫为瑰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

又《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云：“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曰……自倾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焦杀，不顾音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尚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

又《南史》卷七十《循吏列传》序云：“凡百户之乡，都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垂心政术，……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

又《南史》卷六十三《羊侃传》云：“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奢靡。初赴衡州，于两艖艀间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旁水，观者填咽”。

又《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云：“（湛之）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资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游行，涂巷盈满”。

从以上数例，可见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糜烂腐朽之一斑，而这个腐朽的上层社会，包括鸿商富贾，无一不崇好女乐、沉湎歌舞。上之好者，下必甚焉。六朝的末代亡国之君陈后主，比起前朝帝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南史》卷十二《后妃传下》载：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妃之容色。“玉树歌残王气终”，陈后主就是在《玉树后庭花》的歌声舞影中亡国的。初唐的史学家也大抵有这样的认识，而这种音乐亡国的理论，正是墨子的首倡。这一理论，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所以不应简单的否定。

四、如何看待墨子“非乐论”的局限

墨子的“非乐论”是在生产力极不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而且又有矛头指向王公大人的特定的针对性，在生存和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墨子反对王公大人演奏音乐，可谓针砭时弊。为了充分申述自己的观点，自不免有些过激的言论。在《墨子译注》（见台湾建安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的前言中，笔者也曾说过：“墨子是重功利的，但有时也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关于这一点，在《非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经过反复思考，又鉴于当今社会歌舞厅已经遍布城乡，这些歌舞厅已经成了腐败分子和款爷们高消费的地方，想到了六朝时出现的“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的情况，历史的鉴戒是不应忘记的，因此引起笔者对墨子非乐论的新思考与再认识。但是也不可否认，墨子的非乐论是有局限性，其主要局限在于，他把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对立起来，只看到音乐妨碍生产、劳民伤财的一面，没看到音乐的教化与和同人心的作用。按照《乐记》的说法，音乐有“治世之音”，有“乱世之音”，有“亡国之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尽管王公大人所喜爱演奏的音乐，很可能就是郑卫之音与桑间濮上之音，墨子的“非乐”却没有加以区别，这就削弱了墨子非乐论的说服力。在《三辩》篇中墨子说：“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这就流露出墨子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另外，墨子在回答程繁对墨子“圣王无乐”的非难时，他的回答是：“今圣王有乐而少，少即无也”。这种回答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但是也应当指出，墨子的《非乐》篇，三篇之中仅存一篇，因此墨子的非乐论还有许多精辟的观点我们已无法看到，既然无法全面评价，也无法求全责备。不当之处，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