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是墨子的十大主张之一，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他学说的归宿，因此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便成为他的首务。他曾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

这是说，根据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略和措施。这些方略和措施，被称为墨学的十大主张。墨学的十大主张并非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节用”就直接与“节葬”、“非乐”、“非命”相联系。下面我们将他的“节用”观，作一简要论述。  

一

墨子的“节用”主张，不仅是他政治上的治国措施，而且是他经济思想的主轴，涉及到生产、消费、等价交换、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根本需求，制造这些物质财物的生产劳动是第一位的。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七患》）所谓“固本而用财”的“本”即是生产衣、食、住、行之财的物质生产劳动。墨子之所以极为重视生产劳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人不劳动就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同时也认识到“不与其劳，获其食，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天志下》）墨子的此等思想，其实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人尽其劳，按劳取值”的最早表述，其总原则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在墨子看来，“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这三患都是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为了保证百姓衣、食、住、行的需求，他提出必须“强力从事”，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平民百姓，各从事其所能，方能避免饥寒冻馁，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基本保证。他说：

“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繰，此其分事也。”（《非乐上》）又说：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这儿，墨子已经清楚地看出社会分工的重要和必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就不能进行，人们的物质需要不能解决，一切都不能运行，社会必然混乱。同时，由于铁器的使用，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手工业也空前兴旺，社会财富有所积累和增加，但都被统治者所挥霍浪费，平民百姓并未受益，生活依然困苦。因此，墨子提出：

“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

墨子为了减轻平民百姓和手工业者的经济负担，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要求限制王公贵族们奢侈淫逸、铺张浪费的生活，这就是墨子主张“强本节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