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定义

在中国先秦典籍里，是没有哲学、宗教、科学、物质、数学、物理等名词的，甚至哲、学二字也没有连用过。在《尔雅.释诂》里有“哲者智也，学者效也”的记载，意为将智慧整理成系统化知识，使人易于明白与效仿。1873年，日本学者把希腊文“爱好智慧、追求智慧”，翻译为“爱智慧之学”，1901年，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将其翻译为“哲学”，引进我国，并开始首先使用“哲学”一词。

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智慧之学不是专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追求事物根源的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能够提供解决事物最终根源的方法。哲学的定义众说纷纭，学界共识度比较高的说法有几个。

一是， 1848年生于波茨坦的德国著名哲学史专家文德尔班的定义:“哲学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它的权利和义务是向人们阐明事物真相，并从这种认识的高度去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二是，中国哲学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岱年先生讲:“哲学就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认识的总的看法。”

1993年，张岱年先生又明确提出 :“哲学是天人之学， 即关于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探讨”，“哲学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信念之学。”

三是胡适的定义:“ 凡研究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

以上可看出东西方文化中关于什么是哲学，表达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就表达的哲学内容来看，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本质上是一致的。以上这些定义，在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都回答了字宙的本原、思维规律等基本问题。

哲学的产生与历史进程同步，是在总结前人的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由该时代状态的思维深度和方式所决定，客观环境是哲学生长的基础。

战国时期“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家认为，周礼繁扰，劳民伤财，恢复周礼的血缘宗法等级制，不能改变“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问题，想重新制定规矩，建立一个适宜劳动人民生存，更合理、更公平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民之三患”⑧问题。于是便其民俗，接受春秋后期仍然存在的习俗，把“天志”看成普遍遵循的客观标准和自然法则，墨家的哲学思想就产生了。

二、墨家哲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

墨家哲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普遍遵循的客观标准，以“天志”为法仪，作为人类社会和字宙的最高法则、衡量天下是非。几千年来，这个普遍遵循的客观标准一直隐性遗传， 成为老百姓潜在的伦理观。

墨子出生于“邾鲁百工”之乡，耳满目染，是成为能工巧匠的客观条件，本人善于学习总结，成为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墨家多为“农与工肆”之人，对代代相传的各种手工技艺，特别讲究“巧传则求其故”，知其然还需要知其所以然。出于职业本能，墨子和弟子们产生了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的意识，进而产生了治理天下，也应有标准的观念。墨子认为父母、教师、君主都不能效法，因为“仁者寡”，“莫若法天” 。“天志”作为标准，具有普遍性、有效性、客观性、公平性和长久性。

墨家用“天志”的信仰，试图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不仅对兼爱伦理观从概念上系统地严格界定，还从义理上说明墨家兼爱伦理观的依据是“天志”，进而说明兼爱互利、贵义重行、义利结合是天定的自然规则和秩序，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合理性、有效性、可行性和持久性。

墨家以上天为标准，这个标准制定得太高，“其行难为”。墨子以“天志”作为理论根据，引出兼爱非攻、兼爱互利，义利结合、德力并重、贵义重行等观念，进而用兼爱代替仁爱，把有等级有差别的爱，改为没有等级的爱， 面向全体人类的爱，这属于墨家之道。 在“天志”为法仪的前提下，墨子提出了治国教世“十大具体措施”；为便于操作，又从经济入手，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人人都可以操作的方法，这是墨家之术。在实践上，墨家推行道术合一，道在器先，道术并用、道器并重的观念。

墨子讲:符合天意的事就是符合老百姓的事。顺天意就受到上天的奖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这就等于说，天志就是民志。墨家把兼爱等同于“天志”，目的是承认天赋人权，承认公开、公平、公正的世界观，承认芸芸众生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有平等享受上天关爱的资格。这也是墨家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墨家讲的“鬼”，表面上看是愚味迷信，实际上是祖先和历史传统的代表，是与现在紧密联系着的过去。墨家用“鬼"来监督约束天子，要有法有天，爱利天下。他们试图从根本上消除无处不在的爱有等级、有差别，先爱自己后爱别人、亏人自利的“小人儒”的文化遗存，使人们有法有天，自觉建立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维持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墨家讲的“天”，是形而上的本体世界，是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的人格化神，是一种超越性思维。这样墨子对“天鬼”的宗教信仰与兼爱天下万民的伦理观就完美地结合起来了，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生活的习俗和心理结构中赖以维系的潜在的伦理意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就有用"敬天法祖”的民俗，追思先贤的民俗活动，来传承中华文明。孔子祭奠、黄帝祭典、烈士祭奠等民俗活动的思想根源，应该说主要是来自墨子的“天志”观。

胡适等不少学者认为，尚贤、尚同如果与“天志”合起来讲，容易形成专制政体，“天志”“鬼神”不可能产生逻辑。墨子讲:父母、教师和君主都不能效法，因为“仁者寡”；如果不上同于天，“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亏人自利的祸患就不能根除。墨家再三强调:“尚同”，是上同于天，不是上同于天子，是以“天志”作为普遍遵循的规则。量家是在倡导平等、公正、公平、公开，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命权、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让人们有法又有天，对规则、对民心有所敬畏。很明显，“天志”从根本上冲击了血缘宗法等级制的命根子，是兼爱非攻、反对君主霸权封建专制最彻底的方式。墨子以“天志”作为理论根据，由此而产生的兼爱非攻、贵义重行、德力并重、义利结合、尚同尚贤等思想观念，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不懂科学、不讲逻辑，是君主专制之下迷信愚味落后的民族。笔者要强调的是平等思想、法治意识和讲科学、讲逻辑，反对战争和霸权等观念，不是西方的专利品，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本身就有的精粹，主要内客存在墨家思想里。墨家为扬教世界摩顶放踵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动力来自内心对“天志”的信仰。也正因为有这种信仰，墨家对宇宙规则和自然秩序的探索研究，开启了探索真理的大门。

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就是承认天地的秩序井然有序，可测可知，有规则可循。西方科学的进步，也是由这一坚强的信念而来。不相信自然有秩序，事物有规则，一定没有今日的科学。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的秩序。自然是否有秩序，科学虽无法完全证明，科学家却有坚强的信仰。执着于这一信仰，科学才能深入大自然，进一步探索自然万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相信自然有秩序之上。孔子也相信天有秩序，只是没有把大自然作为独立的认知对象，是把大自然的秩序和存在作为人生的规则，作为人活动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人的学问是第一位的，所以“罕言性与天道”，“不语怪力乱神”。而墨子是以天道济人道，孔子是以人道协天道，既相反又相成，是相互补充的。

墨家哲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时，是天人合一整体观， 把上利天、中事鬼、下利人，视为一个整体。“三利而无所不利”视之为天德。这样就把天地鬼神和人的利益合在一起， 看作一个闭合的整体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墨家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科学时又采用天人相分，也即主客分离的态度和方法，把人与世界看作完全独立存在的关系。这是墨家在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方面引领时代的潮流，和儒家并获“显学”称誉的原因。

三、 墨家科学思维的特点

墨家认为自然界有规则、有秩序，这种秩序是来自“天志”，“天”是普遍法则的代名词，是有意志、有感觉的人格神，具有超自然和超人的力量，能赏善伐暴，是字宙万物的创造者，社会人事的支配者。既然大自然先天存有规则和秩序，那么自然万物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使墨家将目光转向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界，注意观察自然万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墨子》每一篇几乎都有“何也?”“何故也?”“其何故也?”，“求故必先知类”，“故，所得而后成也”的思考。这说明“天志”，不仅是兼爱伦理观的理论根据，也是科学求真观的来源。

墨家以“天志”为法仪(标准、准则)，产生了探索大自然先天存在的规则和秩序的迫切追求和探索自然万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志趣，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时，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即从整体看部分的思维方式，(似中医的诊断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时，则用天人相分(主客分离)的思维观念，即从部分看整体的思维方式(似西医的诊断方法)。这两种思维方式，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相互对应、相互补充的。墨家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并行不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墨家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独到之处。

春秋时期，人们论辩议事的语言，多是采取《诗经》的文句，即使国与国之间交流，内容重大的议题，也是在和谐的气氛下交流。《诗经》 里的语言，观物取象、比喻甚多，不能给“概念”以确定的含义。容易给人们交流时，带来内容的不确定性，甚至产生误解。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动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断裂，传统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瓦解了。诸子百家争鸣辩议，针锋相对，既相互批判、相互对应，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混沌无序的状态。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语言由“温柔诗对”，过渡为“以辩相对”，这种大环境就是墨家科学思维产生的背景。墨家主动研究诸子百家辩论的内容和辩论的形式、规则、方法，进而总结出了“墨辩逻辑”，也称“墨经逻辑”。墨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就得力于墨辩逻辑的应用。

墨家的思维法则，就是墨辩逻辑学体系。墨辩逻辑学体系把思维形式、方法、规律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其内容范围较广，已包含现今被列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若干内容。墨家认为，“辩论能使人明是非、治乱纪、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还讲，辩者首先明类、知类，才能推类、求真。墨家的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都是在“类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同类相推、异类不比”就属于“类行”原则的内容，这和物理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不是同类的物质，不能相比较”相符合。“异类不比，说在量”，是墨子的类比逻辑法则，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法的来源。“察类明故”、异类不比，在科学研究和逻辑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墨家的科学思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标准，总结出了墨辩逻辑，研究自然科学时采取天人相分，即主客分离的态度，已经注意严格区分自然与社会事物的不同。墨家运用逻辑学的推理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将大量的理论材料进行概括，创造了崭新的知识体系，知识理论体系建立的前提就是概念，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理论的大厦。

 

墨家对实物观察思考之后，抽象其实质和规律为概念，再以概念定义，形成概念体系。系统概念有了准确的定义，再据此判断事物的真假，运用推理的7种具体方法，观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自然物体的存在方式，物体的内在结构，物体存在与属性之间的关系，物体的运动和静止等关系进行研究，抽象出一批反映自然科学的概念。墨家所有的概念，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反复实验和实践中取得的结论。在经验总结理论认识的表述方面，系列概念保持了相应的科学性和逻辑性。

墨家对自然界的认识，从注重可观察性、可测量性的角度出发，这是科学认识的起点。墨家肯定自然万物“有其然、有其所以然”，自然万物，自然现象的形成及变化必然存在固有的物质原因，在《墨子》一书中每篇都有探究自然万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追问。从简单的、可分析的因素来理解物体的宏观现象，使科学认识建立在对自然物体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这样，自然界作为认识的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的思想，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具体化、明确化了。科学是科学，信仰是信仰，二者并行不悖。墨子的科学认识活动避免了宗教、政治意识的直接干涉，保持其应有的客观性和实践性。

墨家强调创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得多，创造才是君子之道，因循守旧是小人之道。创造，使墨家的实践对科学认知、真伪判别有决定性的作用，是科学精神的表现。量子非儒，对孔子“当而不可易”的名言却给以称赞，对批评自己的不实言论持包容态度，认为批评我的言论，不毁我行事，总胜过不提起我。这种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包容天下的胸怀，是追求真理必备的条件。

科学思想要求人们从客观实践出发，不从先验的教条出发，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不以某种权威的意见作为衡量正误的准绳。墨辩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实验方法。)就是以理性思维代替具有主观色彩的感性情感思维。墨辩逻辑属于哲学普通方法论的问题，是科学问题，为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提供了思维工具。墨家辉煌的科学成果又来自墨辩逻辑的应用。

中国古代人的思维律是着眼于事物整体的稳定和完善，保持严格的等级、固定秩序，保持整体动态平衡。整体直觉感性思维(主要是感悟、顿悟、洞察)被先秦诸子视为中国人当然的思维规律，被上层统治者视为是稳固政权的“南面之术”。墨辩逻辑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显然不能满足古代主流文化关于“天地人合”有机联系观念的需要。墨辩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需求不匹配，与上层统治阶层的利益相反，难以被兼容。中国古代文化两千多年保持了连续性和整体性,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以儒学为主的上层文化，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价值，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历史上不是只有儒学大行其道。

任继愈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中华民族这么伟大，单靠孔孟是不够的，还有老庄、墨子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只靠儒学，显然承担不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任。蔡尚思先生也说:“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价值最高的是墨家，而不是儒、道、名、法、佛等家。”马晓彤教授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一直属于上层主流文化，从来没被湮灭过，谈不上复兴的问题，其实应该复兴的是几近灭绝两千年的墨学。

墨家掌据了墨辩逻辑，不仅善于思考，还有了表达思想的技巧，能妥善处理好自己内心的平衡，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逻辑思辨能力，且又能完整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才真正称得上是有灵魂的人。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仅靠厚道善良为人处世，最后就会变得虚伪，甚至愚蠢。张知寒先生讲:“在当前不少人只重金钱，不讲良心，只求索取，不愿奉献之际，讲墨子不无时效，因为重子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灵魂。因此，普及推广墨学常识，讲逻辑、讲科学，十分必要。

牛顿认为，归纳法是实验科学的基础。也可以这样说， 形式逻辑（主要是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还有实验方法）思维方式的推动，使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成了近现代科学的“大树”，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实验科学是作为西方文化的部分而存在，现代科学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延续。墨家科学里不仅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还有实验方法。墨家曾做过很多科学实验，无数次地对自然光线反复观察，对光学现象做出客观描述，得出的结论，竟和近代科学的还原论颇为相似。著名光学家钱临照先生评《墨经》里的光学实验报告是:“两千多年前世界上最伟大的光学著作”。墨子，也可说是中国古代实验科学的第一人。墨家力学实验的课题“均，绝也莫绝”，据著名物理学家颜道岸和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讲，此经文是弹性力学、抑或是分子力学的萌芽：且中科院力学所至今还在研究这个课题。

再看，墨家检验问题的真假、利害，除了用“天志”之外，还用“三表法”。“天志”和“三表法”的应用形式，是形式逻辑最原始的形态。“三表法”是墨家哲学思想的内容，检验经验方面的知识是否可用?是否符合人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也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三表法”里不仅有形式逻辑，还包含有辩证逻辑。墨家中衰期过长，墨学哲学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重视科学的文化元素，没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国古代科学的萌芽没有长成近现代科学的“大树”，也是遗憾。“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认识根源”“中国古代文化不讲逻辑”的课题，至今学术会议还在讨论，这就与墨学中衰期过长有关系。

胡适说， 墨家哲学思想包含且常用的普遍真理中，有着“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观念。特别是关于宇宙观（世界观）问题、知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墨辩逻辑以及兼爱伦理观问题，墨家学派奉为亘古不变的法则。墨子的弟子几乎是以先知般的睿智，说出了惊人的预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假如有一天，天下没有人了，我们老师的言论还会作为真理而永远存在着。历史上写着，墨家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和传承，一直是在隐性遗传。可以讲，孟子、韩非子、邹衍和张仲景等对墨家思维方式的应用和传承都有具体表现，肯堂肯构、蚕母绵延。本书略有提及。

在表述上， 笔者没有对主张天人合一的神性墨子和主张天人相分的人性墨子分开而论，也没提及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的概念。因为神性墨子与人性墨子，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是一个巴掌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具体怎样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墨子在墨家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指引寻找真理方向的作用，是墨家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墨辩逻辑思维方式贯穿整个《墨子》思想体系，所谓“前期墨家”的“类比法”“三表法”里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 后期墨家”，也运用了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甚至还有实验方法。梁启超评价:“逻辑学是全部墨学的根据，<墨子》一书之所以盛水不漏，纲领条目一贯，就是由于逻辑的‘城堡’。”笔者没有出现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的概念，为了避免比较神性墨子与人性墨子、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问题，文中统称为“墨家”。

四、 解读墨学常识的迫切性

2018年秋，山东省中小学开始使用的通用教材《国学经典教育教材》26册，由笔者作最后审定。这套教材印刷十分精美，遗憾的是用儒学代替国学，对中国国学内涵的界定缺少整体性、全面性。在世界各国对自然科学研究不断竞力的今天，了解墨子的自然观、科学观，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兼爱互利的情怀、团结协作的理念、积极进取的精神，让人们对法律、对规则、对市场、对民心有所敬畏，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有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只有儒学， 还有墨学。“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圣贤， 墨家是劳动者的学派，墨学是劳动者的学说。”《首套国学经典教育教材》应该给劳动人民的学说一个位置，让墨家思想的精华也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选项之一。如果中小学学生对墨学常识不了解，也不可能很好地了解儒学，更不可能了解中国国学。所以，写一本通俗易懂的《墨家哲学和科学》，希望《首套国学经典教育教材》再版时，将儒家的公正思想、厚德思想，整体观和墨家的平等观、法治观、科学观以及丰富的逻辑知识，都作为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张知寒先生讲:“各种学说或文化在未来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只取决于各种思想和文化所蕴含的人道和质量，而且取决于后人，主要是本民族而又不限于本民族的后人的发掘和发展”。

本书在附录里普及墨学常识，目夷(人名)、目夷(国名)、邾国、小邾滥邑国，大小邾国与鲁国、古宋国等之间的关系，不是专门研究古代史的受众，常感觉云山雾罩。周王封了1万多个方国，春秋时攻伐兼并还有102个国家，分分合合的战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结果最后七雄争霸。奴隶们为权贵者殉葬的恶习，战国晚期还存在，战争年代的老百姓命如草芥，故名“战国" 。墨子的救世精神和科学精神无论当时还是在当下，都显得弥足珍贵。珍惜古圣先贤这份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附录墨学常识的内容，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科学，故单独成篇。

我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研究所(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社)工作过16年，深感墨子“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教育方针，德力并重、贵义重行的教育思想、法治观念、“赖其力者生”的信念，“利于人者之为巧”的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重要的文化资源。当然仁爱、兼爱都是职业教育的资源，可孔子的仁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之爱，是有条件的，爱由亲始，是不平等的爱。墨子的“兼爱”，是尽爱、周爱，平等地爱一切人，每一个人都要爱利天下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利”。兼爱是双方相互的义务，不是一对一地绝对服从，以及把义务与权利分割开来的做法。写一本通俗的《墨家哲学和科学》献给职业院校的学生，是我退休之前内心就有的期许。

著名考古学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车广锦有一句话:“中国文化的精华，不是靠书本流传的，而是靠一代代圣贤大哲的人格传承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是靠政令昭彰的，而是靠一代代思想精英的精神彰显的。”这也是笔者在附录里设“致敬国贤”栏目的原因。墨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之，张国梁老师有一篇文章:“致敬乡贤”，真实再现明清时期滕县人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乡土文化里浓重的墨子精神。墨子早就给贤良之士的定义为:“厚乎德行、博乎道术、辩乎言谈”。“乡贤”是乡里的贤良之士。“国贤”就是国家的“贤良之士”。欧阳中石先生认为用“国贤”一词形容任继愈先生最贴切，故为任继愈先生纪念文集题写书名:《国贤任继愈》。笔者借用欧阳中石和张国梁先生的智慧，“致敬国贤”，纪念为墨学研究事业无私奉献的任继愈、颜道岸、刘敦愿、张知寒等前辈。

“中国墨子学会”是国家民政部、教育部批准的民间组织，是一座群体英雄的丰碑。老先生们是墨学研究的“灵魂”，是这个英雄群体的代表，也可用“国贤”称之。中国墨学研究事业平台的建起，有老先生们的智慧和力气，有历届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天南地北滕州人的智慧和力量，还有滕州180万名劳动者组成的合力制造的物质基础。笔者向墨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致敬，向普天下爱好并支持墨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无名英雄致敬。

五、墨家哲学思想的命运

作为一个学派，墨学至秦大一统之后骤衰， 主要是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让墨子思想没有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墨家传人失去了创新能力和调整自身缺陷的条件，不能维护以“礼”为主的血缘宗法秩序，被上层社会抛弃之后，不在庙堂阆苑里了，就在下层民众中隐性传播。“ 墨子思想经汉武帝罢黜后，并没有灭绝，而是渐渐地沉淀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像基因一样代代地相传不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体系之-。这两大体系，一是以儒法为主、道佛为辅的上层文化；二是以墨学为主的庶民文化，即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合为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中国人为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灿烂辉煌”。

墨家兼爱互利、贵义重行的思想，劝善止恶、摩顶放踵天下的行为，以及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积善成德、惩恶扬善的理念在江湖民间、世道人心、世世代代代代隐性流传，直到清代，才有学者读经的同时兼顾墨学研究，但影响力远远不如儒学。所以，“重道轻器”、不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就成了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特色。19 世纪末，西方先进文化引进。有了参照物，众多有识之士深切感到，“血缘宗法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成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阻力，遂开展了一次又一次强大的抨击运动。同时人们发现墨家思想中的民主与法治意识、辩学原理以及科学精神，对建设新的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作为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武器。墨学因而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墨家哲学被研究阐发并引起学界的重视，应该是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为起点，梁启超、胡适两位先生发表《墨子学案》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为重要标志。杭州大学教授，著名墨学研究专家王焕镳先生赞誉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墨学研究的旷代之作。梁启超对《墨子间诂》的评价是，释古训， 正错简，识胆绝伦，辨伪眼光远出诸家之上。“孙诒让被学界认为是乾嘉以来集大成式的学者，《墨子间诂》 为墨学研究民国时期复兴奠定了基础"。北大校长梁启超教授礼贤下士，亲自到济南拜访致谢齐鲁大学的守门人栾调甫先生，并与之商榷注释<墨经》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关于墨学研究的大辩论。

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学第二次复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世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认知和环境上迫切需要墨子的科学精神和救世精神。1987 年底，时任滕县县长王裕安先生等在济南主持召开“振兴滕县驻济老乡联谊会”(注: 新年团拜会)，张知寒先生在会上首次提出复兴墨学，并撰文: “回来吧，墨子”。在张先生的倡议之下，1991 年成立了山东墨子学会，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国墨子学会”。30多年过去了，正如姜宝昌先生所讲，墨家研究成果丰硕。我们认为，关于墨家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深入和精细。

 

张幼林

 

   【张幼林，女，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墨子学会常务理事。曾在高校编辑部工作16年，2001年调至《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社(山东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工作。深感墨学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墨子的工匠精神为当今社会所必须，于是潜心研读《墨子》，发表多篇墨学研究论文。2015年底在山东省教育科学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工作，2016 年底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