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墨子网
当前位置:首页 -> 墨学专家
墨家的节俭思想及其意义
发表时间:2018-06-22  |  点击率:3855


据《鲁问》篇载,墨子在讲他的十大政治主张时说:“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说明墨子提出节用、节葬的主张,主要是针对贫穷的国家。节用就是厉行节约,减少开支。节葬是节用在丧葬方面的具体体现,节用包含着节葬,因为丧葬活动的特殊性,所以专门提出加以强调。

节用节葬可以使穷国变富,弱国变强,这是墨子为穷国弱国指出的一条简便易行的富强之路。

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国家不富,人民不众,刑政不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争之外,就是统治阶级的奢侈糜烂,腐化堕落:“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殚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七患》)整个社会上层生活上奢侈糜烂,思想上腐化堕落,由此必然导致:“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辞过》

除了《节用上、中》两篇,《节葬下》一篇专论外,《七患》等篇中也有节用节葬的论述。有人考证认为,《辞过》原文已佚,今本《辞过》篇实际上是《节用下》篇。《节葬》上、中两篇原缺,只剩下篇。

在墨学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主要是由生产与消费两部分构成,节用就是墨家消费思想的集中体现。

墨家将消费活动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墨家提倡有节制的使用,这就是“节用”;第二类是指非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特别是乐舞,墨家主张坚决禁止,这就是“非乐”。所以,墨家的节用思想除了节用节葬之外,还包含非乐。因为墨家认为“用”和“葬”只可“节”而不可“非”,而“乐”则应禁止而不只是“节”,所以经常把节用和节葬并提。而且,非乐所针对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这也与节用节葬有明显区别,所以没有将它们相提并论。

但无论如何,《非乐》本来就是节用的题中之义,所以,我们也将其作为这一讲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论述。

一  节用论

“凡是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这可以看作是墨子消费思想的总原则,意思是:不论生产什么东西,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停止。而那些只增加费用而不会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以民用民利为标准,这是墨家一贯的原则立场。

1 “古者圣王”节用

墨子认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起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了这种需要,古之圣王采取了种种措施,并提出了各种消费的限度和标准,在《节用下》篇中,墨子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

在住的方面,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建筑房屋,就靠着山坡打个洞穴居住。由于地下潮湿,有损于人民的身体健康,所以,圣王发明了房屋建造技术。圣王建筑房屋的原则是:“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风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统治者也不例外:“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

在穿的方面,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只是穿着兽皮,围着草索,既不轻便,又不合冬暖夏凉的节令要求。圣王认为这不适合人民的生活需要,所以教导女子治丝麻,织布匹,用以为人制衣服。制衣服的原则是:“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

在吃的方面,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只是吃一些野果、野菜之类的东西,为了得到食物,人们到处奔走。圣王便教导人民耕田种地,以五谷为食。饮食的原则是:“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

在行的方面,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舟车,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圣王便制造了舟车以便利民事。制造舟车的原则是:“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

按墨子的说法,古代的统治者都是圣王,他们关心人民的生活,一切都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切都以满足人民生存的基本条件为原则。《节用上》篇说:“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也。”一个好的统治者,他发布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支配钱财,从不办无用之事,不伤财,不劳民,而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明确提出用财的原则是“便民”,标准是“加用”,如果花费了钱财能方便人民,对人民有更大的作用,那就是正当的花费,否则便是劳民伤财。这个原则和标准是墨子自己制定的,他之所以抬出古者圣王,完全是为了借他们的名义来教训当时的统治者。

2 “王公大人”奢靡

墨子不仅论述了古者圣王节用,而且还论述了当今之主奢靡,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节用的意义。在《辞过》篇,墨子就是从衣、食、住、行以及蓄私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的奢靡。

古代圣王建筑宫室和人民建造的房屋没有多大差别,也是为了实用。由于工程简易,所以“民劳而不伤”“民费而不病”,尽管他们建筑宫室的费用也由人民承担,但人民负担得起,人力财力都不难承受。与古代的圣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之主”,他们建造宫室远远突破了古代圣王所规定的标准。为了他们自己的享受,“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统治者竞相奢华,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吉、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

古代圣王做衣服,也是为保护身体的需要,“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圣人懂得百姓自己养活自己的道理,所以不为了美观而穿华丽的衣服,“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这样做既可以使人民养成节俭的好风气,也可以节省下财物以防不测之灾。但“当今之主”则完全违背了古代圣王制衣服的原则,他们“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以具矣”,仍不满足,“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这些东西并没有冬天加温、夏天加凉的作用,不过是无谓地消耗财力。“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他们这样做不仅浪费人力财力,而且君民都养成浪费的坏风气。

古代圣王饮食也是为了身体的强健,“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而“当今之主”更是违背了古代圣王的饮食原则,“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他们铺张浪费的程度惊人:“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列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餲饐。”吃一顿饭,大国之君要上百种的菜,小国之君也要数十种,不仅尝不过来,甚至看都看不过来,冬天冻冰,夏天则变味腐臭。“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古代圣王制造舟车,主要是为了方便人民的生活,“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而“当今之主”制造舟车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所以,他们的舟车制造得非常坚固,轻巧便利,还是不满足,“必厚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如此,故左右象之。”统治阶级上行下效,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

“当今之主”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费之外,还有更不近人情的糜烂行为:“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墨子是从人口生产的角度,批评当时的统治者霸占大量的妇女,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从而影响人口繁衍。他们的这种行为,也违背了古训,古之圣王虽然也蓄媵妾,但“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因为人口少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社会矛盾,所以,墨子特别重视人口增长的问题,“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当今之主”将大批妇女拘于后宫,而王公大臣们也争相效法,大养侍妾,这也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行为,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不小于其他方面的浪费。

此外,《节用中》篇还讲到了节为甲兵:“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甲兵不可不备,但也要本着实用节省的原则。

墨家主张节用,是对一切人而言,包括当时的君主、王公大人、普通百姓,墨家提倡整个社会都要节俭。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广大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所以节用对他们来说固然也有必要,但也只是教育他们合理地使用那有限的物资,以维持生存。墨家讲节用,主要还是针对统治阶级、社会的上层,特别是“当今之主”。在《墨子·佚文》中,墨子以纣为例描述了他们奢侈糜烂的情景:“鹿台槽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珠,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因为他们浪费的是人民的血汗,是人民的衣食之财。所以他们的奢侈与“厚作敛于百姓”有着必然的联系。墨子在《节用下》篇中从衣、食、住、行、蓄私等方面无情地揭露批判了“当今之主”“王公大人”们的奢侈浪费行为,并与古代的圣王一一对照,意在说服他们对自己的奢靡行为有所收敛。这样不仅于民有利,而且也是有效的治国之道:“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辞过》)

在特殊情况下,如灾荒之年,统治者更应该与人民共患难,相应地降低消费标准:“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七患》)

统治者自己带头节俭,才可以教民、治国,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节用上》篇还说: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墨子认为,以节用的方针治国,可以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一倍。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夺取外国的地盘,只要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就可以使财富成倍地增长。

3 消费与生产

《七患》篇中记载了墨子这样一句话:“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把节用和种地务食并提,说明墨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墨家心目中的生产主要是粮食的生产。因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农业生产。

墨子认为,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人必须“赖其力者生”,其他动物可以依赖自然条件而生存,人则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进行物质生产才能生存,人只能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生产消费的过程与物质生产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过程,而生活消费的过程又是生产力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所以,生产与消费二者之间有着互相制约的关系。

墨子主张节用也就是主张适度消费,这首先就要求生产与消费之间有适当的比例,就是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适应。当时社会状况根本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墨家所担心的就是生产不足而消费过度,入不敷出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下层劳动人民缺少衣食之源,不能满足最低的生存条件。

《贵义》篇载:墨子从鲁国到齐国,探望一个老朋友,朋友看见他为了行义而不辞劳苦的状况,就对他说:“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劝他不要再为义了,免得自己吃苦受累,墨子为了说明为义者少就更应该努力去为的道理,就打了个比方说:一家人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个人从事耕作而其他九个人都光吃不干,那个耕作的人一定要更加拼命去干,为什么呢?因为“食者众而耕者寡也”,即生产与消费失调,如果不加紧生产以消除这种失调现象,其后果不难想象。当然,要消除这种失调现象,除了加紧生产,还要控制消费,这就是墨子所强调的节用。

二  节葬论

墨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主张并实行厚葬久丧的丧葬制度,即葬礼要厚重,居丧致哀时间要长久。他们不仅大修陵墓,把大批的财宝随葬,还要杀人殉葬。居丧的人不仅长年累月不能做事,还要用“强不食”、“薄衣”等方法,把身体折磨得十分虚弱,以表示自己的悲哀。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风俗。在《节葬下》中,墨子集中地批判了“厚葬久丧”的各种言行、现象,并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节葬论。

1 并非仁孝

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厚葬久丧”被普遍认为是孝子仁者之事,墨子反对“厚葬久丧”,首先就要批判这种错误观点,《节葬下》(以下凡引此篇不再注明)开篇就说:

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譬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

“度”即谋、计。孝子为亲谋与仁者为天下谋道理是一致的:“若三务者,孝子为亲度也”,同样“若三务者,仁者之为天下度也”。墨子所说的“三务”即“富之”、“众之”、“治之”,墨子认为,这是判别孝与不孝、仁与不仁的标准,接着就用这个标准对厚葬久丧的行为进行了具体分析。

一是厚葬久丧只会使国贫民穷,不能变贫为富。

墨子揭露当时的统治阶级在丧葬中的浪费现象:

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衿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

墨子所说的这种情况,可以从史料中找到根据。《礼记》中规定:天子椁(外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无椁。随葬衣物:天子陈衣百称(套),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荀子·礼论》中说:“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庄子·天下》中也说:“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所记不尽相同,但都证明了墨子所说的是事实。《吕氏春秋·安死》中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也提供了有力证据。另外,墨子还揭露:“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筵、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带束往,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还有帷幕帐幔、杯盘壶尊,戈剑羽旄等等,一切活着的人的生活用品都要备齐随葬,这种极大的浪费行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府库”,厚葬耗费之大,使一般老百姓倾家荡产,而统治者耗费更大,将整个国家的库存财物都耗费一空。

厚葬之后,还要久丧,长时期不能做事:“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早朝晏退;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服丧期间,不论是王公大人、士大夫,还是农夫、百工甚至妇人,都要停止原来所从事的一切工作,这就必然要影响政事和生产活动。“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已成者,而覆寝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厚葬是大量埋葬钱财,久丧则是长久禁止人们做事。已有的财产,随着死人埋入地下,而需要生产的财富包括必须的生活资料,又不让生产,用这种做法求富,就好像禁止耕种而想求收获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二是厚葬久丧是寡民之道,不利于人口增加。

中国奴隶社会普遍存在杀人殉葬的野蛮而残酷的行为,至墨子生活的时代,这种恶习仍很流行: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这是直接地减少了人口。另外,“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数月。”在如此长久的服丧期间,服丧者“强不食而饥,薄衣而为寒”,把自己折磨得面黄肌瘦,“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严重损害身体,丧失了劳动能力。“是故百姓冬不忍寒,夏不忍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这也是直接地减少了人口。还有,在长期的居丧期间,禁止男女同房,“此其败男女之交多矣”,这又影响了人口繁殖,间接地减少了人口。所以,墨子说:以此求众,譬犹使人伏剑而求寿也。”要厚葬久丧还想增加人口,就好像把脖子伏在剑刃上而要求长寿一样,是极为荒谬的。

三是厚葬久丧足以乱国败家,不利于国家之治。

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政;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悌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

厚葬久丧使在上者不能听政,在下者不能从事,不论是国还是家,失去有效的管理,必然要产生混乱。从另一个方面说,厚葬久丧的结果是“衣食财用必不足”,由此而导致兄弟、父子、君臣之间不能互相接济而产生矛盾,互相怨恨,成为乱国败家之祸根。如果再有那种“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他们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厚葬久丧不能使国家“富之”、“众之”、“治之”,而相反只会使国家贫、寡、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是故以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墨子经过考察“楚越之王”、“齐晋之君”攻伐兼并的历史,认为“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而厚葬久丧则使国家贫,没有粮食积蓄;人民少,没有人修城郭;刑政乱,人心不齐,这就必然会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怎么能保证不被大国侵略呢?

此外,墨子还讲到厚葬久丧的行为也不利于敬奉上天鬼神,因此而不能得到上天鬼神的赐福。

2 圣王丧葬

有人不同意墨子节葬的主张,他们说:“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墨子则列举历史事实进行反驳:

尧北教于八狄而死于途中,葬于蛩山之阴,“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葬棺于墓就停止哭泣,圹穴填平不做坟头,在墓地上放牧也不禁止。舜是西教于七戎而死于路,葬在南己之市,也是“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刚刚葬下,市人就可以在他坟地上随意行走。禹东教于九夷,死于路,葬在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既葬,将多余的土堆成个小堆,只有三尺见方。墨子感叹地说:“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尧、舜、禹这三位古代著名的圣王,其丧葬如此之简朴,“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

墨子所讲述的这三位圣王丧葬的情景究竟是不是历史的真实,无从考证,这种托古言制的手法,古人经常使用。墨子不仅假托三位圣王丧葬的情景表达了他的节葬观,而且还假托“古圣王制为埋葬之法”:“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埋葬既简单,处理完丧葬事后,就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去做自己的工作,这些所谓的古圣王之法,其实就是墨子自己的主张。

当时还有人不同意墨子关于厚葬非圣王之道的说法,他们反问说:“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释哉?”意思是厚葬久丧如果不是圣王之道,为什么中国的君子们都坚持这样做而不禁止呢?墨子回答:“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这只不过是一种风俗习惯罢了,他举例说:从前越之东有个輆沭之国,其国人生下长子,长子就被肢解分食,说是“宜弟”。祖父死了,则将祖母背出去扔掉,说是“鬼妻”,不可同处。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国人对于死去的亲人,“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其国人对于死去的亲人,“聚柴薪而焚之”,说是“登霞”。在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们看来这些习俗都是荒唐的,不可理喻的。然而在那些少数民族,却是“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释”,他们都认为那是孝行义举,所以一直坚持那样做。墨子是要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丧葬之法是约定俗成的,只要在上者提倡,在下者奉行,便会形成风俗习惯,甚至成为制度。既然如此,像厚葬久丧这种不利国又不利民的陋习就应该废除,代之以圣王节葬之法。只要在上者提倡,在下者奉行,节葬之法也会得到社会公认,形成新的风俗习惯。

3 儒墨论争

在丧葬问题上,墨家与儒家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见。《淮南子·要略》中所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就是把儒家主张厚葬久丧看成是墨子背儒立墨的一个主要原因。墨家对厚葬久丧的批判,多是针对儒家,《公孟》篇中墨子批评“儒家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其中之一就是厚葬久丧:“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久丧,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中还有两家关于这一问题论争的记载。

有一次公孟子对墨子说:“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墨子立即就反驳他说:“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何故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公孟子的话来源于孔子,《论语·阳货》篇载:孔子的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期可已矣”,一年就可以了。对此,孔子反问他:父母死了还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饭,穿花缎衣,你能心安吗?听到宰我肯定的回答,孔子就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今汝安,则为之。”孔子认为,父母死后的三年之内,作为孝子应该是“不甘”、“不乐”、“不安”,所以他对宰我的态度非常不满,等宰我一离开,他马上就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合于情理的,因为人生下来至少要三年才能免于父母之怀,所以,父母死后的三年之内也应该是“不安”,才能表达出对父母的爱心。但是当孔子问宰我是否能安心而宰我却明确地回答“安”,因此,孔子便认为宰我“不仁”。墨子反对孔子的这种思想,当公孟子对他说三年之丧是仿效子女对父母的思慕依恋之情时,墨子便不客气地对他说:不满三岁的婴儿确实有思慕依恋父母的感情,一时看不到父母便大哭不止,这只说明婴儿没有理智,成年人却不能这样,因为成年人有理智。他讽刺说儒者这样做,只说明他们的理智并不高于婴儿。

还有一次,公孟子对墨子说,“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儒家主张三年之丧,墨子以三年服丧时间太长而反对,公孟子反击墨子说:你认为三年之丧不对,那么你主张三日之丧也不对。墨子说:“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意思是,公孟子用三年之丧否定三日之丧就像是一丝不挂的人却骂人家穿短衣服一样荒谬。

《非儒》篇中还对儒家所提倡的其他丧葬恶习进行了具体描述:“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如果认为死者的灵魂真的存在于屋顶、井底、鼠穴这些地方,那就太愚蠢了,如果知道死者已经不存在了,而又去找,这就是故意弄虚作假。

有人认为,厚葬并不是儒家发明,而是古已有之,但是,不可否认,儒家对于厚葬久丧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墨家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厚葬久丧的言行,不仅使厚葬久丧失去理论依据,也是为推行节葬之风扫除障碍。遗憾的是,历史却选择了儒家,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学很快走向衰微。儒家所倡导的厚葬久丧之陋习,长期得不到根除,以至现在也没有消除其不良影响。

三 非乐论

非乐是墨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墨子的十大主张之一。

所谓非乐,就是反对和谴责从事音乐活动,包括演奏和欣赏。“乐”在我国古代主要是指声乐,也包括歌舞,是综合艺术。墨子非乐,就是反对一切艺术活动,主要是音乐。

墨乐子为什么要非乐呢?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1  不中万民之利

有人说,墨子非乐的原因是他不懂乐。这是误解。《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乐”就是儒家的基本课程六艺之一,墨子所学的“儒者之业”应该包括乐。有人根据《礼记·祭统》中所记“墨翟者,乐吏之贱者也”,认为墨子做过乐工。我们对此虽不能确证,但从墨子非乐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乐非但不是外行,相反,他的音乐知识是非常广博的。

墨子知乐,不仅有理论知识,而且还善于乐技。《吕氏春秋·贵因》篇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墨子善于吹笙的事在《艺文类聚》中也有记载:“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尽管见荆王吹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说明墨子还是善于此道。他对音乐活动的“非”,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也持“是”的态度。

墨子知乐,当然也知道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美感功能,据《非乐上》篇载: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墨子非乐,并不是因为各种乐器演奏的声音不好听,美丽的色彩花纹不好看,佳肴美味不好吃,高台广榭不好住,而是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可以满足耳、口、体的享受,但上不符合圣王的原则,下不符合万民的利益。这里所说的“乐”,外延更为宽泛,是指一切享乐。这段话意在说明:墨子非乐,并不否认文化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个人具有美感效益,而是因为文化娱乐活动“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其实,墨子所说的圣王之事也就是万民之利。墨子非乐完全是为了国计民生:“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切以是否利人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墨子所说的“利人”、“天下之利”是指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2  具体原因

墨子非乐的具体原因有三:

首先是乐舞的演奏者,这些人本来是生产者,但是他们被迫脱离生产而变成了消费者,而且是高消费者。因为统治者认为:这些演员如果吃不好,就会影响面目颜色的美观;如果穿不好,就会影响视觉效果,所以,他们食必粱肉,衣必文绣。他们的高消费实际上还是为了统治者享乐。

今王公大人惟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偃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抃。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明之转抃。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纫之事。

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大钟就像倒扣着的鼎一样,不撞击它,它就不会发出声音。要撞击它,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健、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敏、眉目不传情,所以要选用年轻貌美、反应灵敏的人。如果让青年男子去从事这种活动,就会耽误他们种田、植树;如果让青年女子去干这种事,就会耽误她们纺线、织布等。这就是墨子非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不仅搞音乐等艺术活动的人要耽误生产,而且欣赏的人也要影响工作。《非乐上》说: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人,不与君子必与贱人。与君子听之,废君子之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王公大人听音乐还要人陪着,陪着听音乐的人不管是君子还是贱人,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工作,听音乐就会耽误他们的工作。这实际上就等于掠夺人民的衣食财物。

墨子非乐还有一个具体的理由:要进行音乐活动,还要制造乐器,而乐器的制造也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这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非乐上》里说: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必将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已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乐器的制造并不是像掊取地上的积水、拆毁土墙那么容易,而是需要大量的材料和费用,那就必然要加重民众的赋敛。从前圣王也曾厚敛乎万民,那是为了制造舟车,舟车对人民有用,所以万民肯拿出财物,没有怨恨,可是制造乐器并不如造舟车那样可以减轻人们的劳动,而只会增加民众的负担。

墨子从乐器的制造、音乐的演奏与欣赏几个方面论述了他非乐的理由。概括地说:进行音乐等艺术活动劳民伤财,对民众有害而无利。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3  非乐与节用

要兴利就必须除害,除害本身就是兴利。当时,广大劳动人民面临的主要祸害是:“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非攻上》)然当时的统治者却置天下的混乱、百姓的死活于不顾,而大搞音乐艺术活动,以满足自己的享乐私欲。墨子在《非乐上》里举了一个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

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纹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齐康公是和墨子同时代的人,墨子所说的这件事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齐康公创作的这个乐舞之所以名《万》,就是因为这个乐舞需要万名乐工演奏。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其场面之宏伟壮观可以想见。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据有关文献记载,音乐活动在当时非常流行,王公大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音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吕氏春秋》)。有的甚于齐康公:吹笙者必三百,舞女者竟达三万之多。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享乐,竟强迫这么多的人为他们演奏乐舞。这和墨家主张的节用完全对立,背道而驰。

墨子非乐的思想和他的节用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人们强力从事,节约费用,增加社会财富,裕民强国。正如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所说:“墨子非乐,非不知乐,为救世之急也。”“墨子所谓利者,因不止物质的,而亦兼有精神的。不过利有缓急,有本末。先其急后其缓,培其本削其末。”

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他的政治理想是“法夏”。以大禹为效法对象,而夏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其经济、文化生活都很简朴,音乐活动当然十分简单,墨子就是以夏的音乐标准,提出“非乐”的观点,其所非之乐,主要是东周后期统治阶级用以铺张奢靡之乐和儒家所要恢复的西周礼乐,《非儒下》篇中就明确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公孟》篇中墨子所说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其中之一就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

墨子非乐是为了节用,墨子所提出的非乐理论,当然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客观而论,墨子非乐非得确实有些过分,他几乎把所有的音乐等艺术活动都视为浪费,是无利于社会的消极因素而主张全面禁止,这显然是片面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说道:“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这件事在《史记·邹阳列传》中也有记述:“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其他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这件事情还是可信的。墨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时,听说前边的城市叫朝歌,便使他联想到歌舞活动,于是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立即调头转回,不愿意经过那个城市。墨子对音乐活动的偏激态度,由此可以想见。

墨家的非乐与儒家对待乐的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非乐就是非儒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也受到了儒家的强烈反击。对于墨家的非乐思想,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有的否定,有的肯定,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这里就不再做进一步探讨。

四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梁启超曾赞扬墨子是千古大实行家,对于节用,他不仅有深刻的理论论述,更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庄子·天下》曾具体地描述了墨者学习大禹,辛勤劳动、生活节俭的情景。墨子自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弟子自述在墨子门下穿“短褐之衣”、吃“藜藿之羹”(《鲁问》)。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这样介绍墨者的生活情景:“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这是他们的住房;“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这是他们的衣着;“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这是他们的饮食;“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这是他们的丧葬。司马谈评价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子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和节用思想,是墨学的长处,是不可否认的真理。

1  历史影响

司马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先秦诸子百家,多是赞同墨家观点,主张节用的。就连主张君权至上的法家也不得不承认统治者节用的必要性,李斯就说:“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不加益于民者禁。”(《史记·李斯列传》)这与墨子的言论完全同调。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寡欲”,《老子》中说:“常使民无知无欲”,不仅是老百姓,统治阶级更应如此,“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我”就是统治阶级。“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认为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就象强盗头子一样可恶,因此要求他们“去奢”、“去泰”。这与墨家的节用观基本一致。《晏子春秋》中所体现的崇尚节俭的思想与墨家更为接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了晏子批评齐景公的一段话:“公之牛马老于栏牢,不胜服也;车蠹于枢户,不胜乘也;衣裘襦裤,朽弊于藏,不胜衣也;醯醢腐,不胜沽也;酒醴酸,不胜饮也;府粟窳,而不胜食。又厚藉敛于百姓,而不以分馁民。”这完全是墨子指责“当今之主”的翻版。更为可贵的是,晏子也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自奉节俭。衣粗布之衣,食脱粟之食,乘驽马,驾弊车,居陋室,多次谢辞景公所赐新宅、车马、衣裘、千金等。作为大国重臣,晏子有这种思想、行为,更显得难能可贵。

当然,也有人对墨家的节用提出异议。

《庄子·天下》中讲到“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庄子很崇拜墨子的人格,这一段评价也充满了对墨子的惋惜之情。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乐富恶贫,墨子的节用节葬的主张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尽管值得称道,但是别人却很难做到,所以不可能普遍推行。庄子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他对墨家的节用并没有否定,只是指出“其行难为”而已。

《荀子·富国》篇中则从政治家的角度评论说:“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从国家财政经济的生产与消费以及人事奖惩制度上指出墨家节用主张的缺陷。荀子的批评代表了儒家的观点:富国裕民之道在于礼乐刑政,而不在于单纯强调节用。应该说,荀子的评价也比较中肯,他对墨家节用的良苦用心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墨者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私忧过计也。”荀子认为,财用不足,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自然资源足以利用,只要人们勤劳,其收获足够人们衣食之用,而“墨子之节用也,则天下贫”,其理由是:如果让墨子治国,他必然是整天为财用不足而耽心,而愁眉苦脸。再加上他吃的穿的都那么粗劣,和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统治者就没有权威性,赏罚也达不到效果。所以,他认为,统治者的物质享受应该求美求富,生活待遇应该是最高水平,这样才能体现礼的作用:“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管天下,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应该说,荀子的话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他不像墨子那样,身为下层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生活体会那么深刻。他理想的社会仍是孔子所要恢复的西周时代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所以他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墨子是“蔽于用而不知文”,“上功用,大俭约,而漫差等”。在《天论》篇中还说:“墨子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用现在的话说,荀子是批评墨子在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应该承认,墨子将一切超出生存基本需要以外的物质享受都视为不合理,将不同等级的物质享受都要改变为均一齐等,实际上是取消阶级差别,这在阶级社会里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对墨家的“节用”、“节葬”持彻底否定态度的是郭沫若,他认为:“‘节用’与‘节葬’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这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说来,墨子倒可以算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住了这一点,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譬如《节用中》篇所反复着的一句话,‘诸加费而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好些朋友认为这就是墨子事事为‘民利’着想的证据。但我却丝毫也不能够在这句话里找到满足。一国的政治如果真是为‘民利’设想的话,你只愁用费不够。哪里会有什么浪费的忧虑?他之所以忧虑浪费者,只是为的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点,他从不曾这样想过。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制在极苟简的阶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只求他们冻不死,饿不死。假使王者不节约,把老百姓榨取到冻死饿死的程度,那怎么办?这就是他所耽心的。”1郭沫若对墨家偏激的态度,错误的批评,学术界已有不少人专门进行过分析评论。

我们承认墨家的节用思想有其局限性,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积极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仅仅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第一次对节俭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墨子的节用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墨子在论述他的节用思想时提出:“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 意思是:圣人在日常生活方面非常俭节,不去追求奢侈浮华,而小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却骄奢淫佚、铺张浪费。把节俭与否作为评价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准,作为区分圣人与小人的准绳。在此基础上,墨子进一步把节俭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强调了节俭问题的重要性。“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一光辉命题,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千古不易的定则,它是墨家节用思想的结晶,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这一光辉命题,正如警钟长鸣,启示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隋炀帝就是一个著名的“淫佚”之君,是墨子批评的“当今之主”的典型。而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就是一个“俭节”之君。隋文帝有个大臣苏威经常上奏,请求减轻老百姓的赋税,也经常劝文帝俭节。有一次,他看到宫中用白银做帷幔的钩子,便感到过于奢华,就对着文帝讲了一通“俭节”的道理,文帝便吩咐把所有奢华的东西全部拿掉。据史书载:当时隋朝统一不久便是“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但隋炀帝继位之后,便大肆挥霍,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便将隋文帝创立的一统大业彻底毁灭,他也成为一个典型的败家之子,亡国之君。隋朝两代的兴亡就是“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绝妙教材。

2  现实意义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墨家的节用思想培养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这优良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

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节俭的典范,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就是建国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十分俭朴。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他生活节俭的美德更是有口皆碑,比如穿衣,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总理只做过三次衣服,第一次是在“红都”服装店,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装,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第二次做衣服,就是1963年出访14国前夕,因非洲天气酷热,他做了几件100支纱的白府绸衬衣和浅灰色有暗格的毛的确良中山服。第三次做衣服是基辛格访华前夕,也是他最后一次做衣服,那次做的一件灰色的法兰绒中山装就是他的遗体火化时穿的衣服。他为了保护衣服,专门做了套袖,工作时就套上。衣服破了他就找人修补一下再穿。在其他生活方面,周总理都是始终不渝地奉行节俭的原则。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节俭传统为后人所继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榜样。

习近平在第18届中央纪录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他身体力行,从日常生活做起。200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中午在焦裕禄干部学院职工餐厅就餐,只有家常的羊肉烩面和简单的大盆菜,两天的生活费共160元。习近平总书记生活的节俭,由此可见一斑。

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编辑出版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文摘编》,其中收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论述,充分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对这个问题都高度重视。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经济实力与物质文明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然而,我们这个贫穷大国却有一些暴富者不知道“淫佚则亡”的古训,他们奢华浪费的程度,远不是墨子当年所批评的“当今之主”所能相比。据报载,有大款斗富,一桌酒席竟达数十万元之巨。

更有一些滥用权力的人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收入,大肆挥霍公款,买豪华车,建高档房,公费旅游等。至于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更是屡见不鲜。

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将大量的山珍海味白白糟蹋掉。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次调查统计数字表明:仅全市大小餐馆每天倒掉的剩饭菜价值就高达800万元左右,一年就是30个亿。1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一位国外学者说:“中国是最大的贫穷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在丧葬问题上,墨子所批评的那种厚葬久丧的情形当然不会再有,但最近几年有些地方用于“死人福利”的花费却迅猛增长,在丧事上大摆阔气,铺张浪费。墓地务求广大,坟茔务求豪华,甚至出现了死人与活人争土地的局面。温州人均耕地已不足半亩,但死人还在向活人争夺地盘。据该市80年代末对全市10多万坟墓登记资料表明:面积最大的占地266平方米,而当时造价最高者竟达36000元之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生产力高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使一些人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结果不仅损害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败坏人的道德品质。这种思潮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为害尤甚。

《光明日报》2005年9月12日发表“本报记者”杨亮的文章《节约:从“吃”开始》,文中讲到郑州某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3名十五、六岁的女高中生嫌炊事员给她们打的米饭不如男生多(在该校食堂,主食是无限量供应的),一次次要求炊事员加饭;当每个人盘中的米饭已经高高地堆成了尖时,为了示威,3个女孩一起得意地将米饭倒在了地上。炊事员见状批评她们浪费,女孩们振振有辞:“怎么,我们已经交过伙食费了,浪费也是浪费自己的,你管不着。”这件事引起人们的关注,值得我们深思。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青少年进行节约教育的必要性。

墨子早就深刻地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凡五谷者,民之所养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养,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使。”因此,必须“从事乎五谷丝麻,以为民食衣之财。”他把“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视为七患之一,并引用《周书》的话:“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家非其家也”,深刻地说明了“食者,国之宝也”。(《七患》)

当然,节用并不仅仅指节约粮食,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长期以来,人类错误的认为,自然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毫无节制的占有、耗费自然资源,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我们现在提倡节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节制人的物质欲望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而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节俭的现实意义更为显著。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对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作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主要方向,确定了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基本领域,提出了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重点工作。要把这些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确保全面促进节约资源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要在全社会掀起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之风。要像墨家那样,身体力行,从自我做起。

勤俭光荣,浪费可耻,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观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扶贫战役尚还没有结束。所以,发扬墨家的节用思想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就是将来物质极大的丰富了,也不应该忘记墨子“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至理名言。



1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117页。

1 《文汇报》1988929日。


一键分享: